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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与维稳

   

   

   国际化、网络化、商业化成就了现代信息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许多新景象,中国社会也一样摆脱不了历史进步的普世内涵和外延变量。今天,促进中国社会变动的要素内容远远超出当政政治家们的智识框架,高度发达的气象科学预报不出中国南方极端性天气,星云繁杂的经济学界几乎预料不到突发性经济危机、强力管制的政治机制却管控不了高频恶性犯罪和群体性事件。治者们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甚至抽象出缤纷多彩世界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首先要有新思维。笔者仅就中国社会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思考。

   类似混沌系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里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难以用常规社科逻辑和传统社会变因来描述社会整体进动趋势甚至局部变化。一个社会演化之所以充满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社会发展系统失去了平衡,而社会系统失衡的重要标准就是社会群体抽象出的权力机制失灵,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权力分配模式暴露出重大缺陷或干脆表现出失效,简而言之,就是现有的权力模式与社会进步需求不匹配。一方面社会徒有法制、行政等表面集体秩序,公民群体也是貌似顺服畏惧,另一方面公民与政府之间出现巨大的裂隙和冲突,泄愤式、突发式群体事件不断爆发,谁也说不清下一步会如何,人们普遍失去了对规则的信任,也就是政府对公民、公民对政府都充满了极端不信任,公民的维权活动与政府维稳目标形成对立和互相攻防的关系。

   近年来,维权的主体不断扩大,有庞大的弱势群体,有失意外逃或自杀官员的家属,有经济危机中不堪政府盘剥的资本家,有灾后难民,有下岗的乡村教师和乡镇干部,有退伍军人和辞职警察……。维权形式也是花样翻新,除了举报、上访、告状“老三样”外,发明了抛荒、下跪、跳楼、自焚、杀警、灭门、绑架、围攻、散步、传谣、嘲讽、联署签名、网上互动、跨行协作、自主结盟等等无数的手段。面对如此多变的社会状态,政府作为维稳的主体,却是依旧在加强管制的思路下疲于应付社会的动荡,让维权的公民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已经异化为利益主体而不是服务主体的判定,不信任甚至怨恨的情绪迷漫了全社会,人心躁动不安。在商业社会的同质(产权与市场)环境中,中国社会私权领域和诉求快速扩大,执政模式老化的公权部门思路和手法依旧不变,使得中国社会里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强,民间的维权与政府的维稳成为交相鸣奏的二重唱。

   在中国为什么把维权与维稳割裂开来进行二分?

   失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被拆迁市民维护房产权益,失业职工维护就业权益和保障,媒体人维护自由表达的权益,法律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权益,企业主维护自己的私产权,即使被双规或自杀的贪官也在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和辩护权……,一切私权的扩展必然销蚀原有无空不入的公权。30年来,中国社会从“大公无私”的一元权利社会走向今天的“公私分明”的多元社会,但是一元社会瓦解过程中,或者说公权力不断向私权利让渡过程中,好比大气中的冷暖锋交汇,不断激荡出中国社会里的暴风骤雨,公权力持有者披着各种美丽的理想外衣喊着各种新口号不但不愿收缩手中权力,时不时还要扩张,私权利主张者也因为转型社会的混沌性无序迷漫,强者更强,肆意而为;弱者更弱,浑水摸鱼;俨然一幅“公私不分”的社会图景,更是一派无“法”无“信”的社会乱象。维权和维稳都失去了超然的法理价值参照,无法形成共同可以遵循的程序正义。

   30年的市场化转型中,中国社会权力主体只是打开了改革的窗户却没有打开改革的大门,虽然让国人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却不甘愿让国人走到外边享受世界的精彩,因此国人依然被圈囿于政府权力的大屋子里,政府担心获得自由的国人不再受制于管制权力,2009年岁末,孟大部长疾呼道:“社会管制压力太大”。“慈祥的党妈妈、严厉的官爸爸”们,面对无数要成长成人的社会孩子们,太累了!所以至今私权被禁锢和剥夺而公权被无限和滥用之间的矛盾演绎着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景象,公权持有者(政府)和私权持有者(公民)都被这腐朽的权利理念(专权)侵害,也都被与商业社会不合拍的权力制度(政府管制大于社会自由和法治)所拖累,政府被异化为侵权的恶魔,公民被陷于护权无助的泥潭。到此,我们从本质上可以理解中国社会里维权与维稳反向作用的深层原因有四点:

   一是政府权力持有者理念不合历史主流,虽然口口声声言称权为民用,思维深处还是管制的理念而不是服务的理念,如果政府完全秉承服务公民和社会的理念,就不会把公民的维权活动当做不可思议的行为甚至视作洪水猛兽来严加提防。

   二是政府权力持有者行为不当,打造法治政府也成为行政首脑们的口头禅,具体做起事来,政府部门的权力往往像脱缰的野马,少有羁束。一个没有法制的政府行起恶来,要比单体公民做坏事恐怖的多,会让整个社会失去公信信心,因此,面对一个缺乏法治的行政主体,公民维护私权的方式也就漫无规则,或者以牙还牙,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被当政者无以面对,被公民肆意重复,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悲哀,举国的公权资源和全民的私权诉求都被拖入“无法”行政和权利无保障的社会治理困境。

   三是政府权力持有者行为无限,一个平衡才能稳定发展的社会中,在产权必须清晰的人性要求里,政府的公权与公民的私权之间的界限愈发科学和明确,公民自治的理念顺应人类个体智识能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而被认同,社会秩序靠自由扩展和升级的真理已经被人类公认的市场经济实证,仅仅一个经济类别的行为效益尚需自由的竞争激发,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类别的社会系统难道是靠无限的政府管制能够实现平稳和发展的吗?一个家庭的子女尚且不可能总在父母的管束下,必须放归社会去成长,何况一个诺大的社会和无数的公民乎?

   四是行政者及其行为失去了公信力,败坏了社会正义机制,全社会每一员都浸染在不靠规矩解决问题的心理意识中,正如圣经所言“没有一个义人”。不管是维权的还是维稳的人们内心世界里私欲无度,缺乏规制,因此,急增的民间维权张力进一步引发政府维稳要求的反弹,维稳的无限强力又促使维权的方向离散无序,二者互不调和。

   综上,公民要权利伸张,政府要控制权利伸张;公民要扩大自主,政府要加强管制;公民要法治政府权力,政府要限制公民权利;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成为战国寓言故事《矛和盾》的现实版,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权力分配不公正是形成维权与维稳矛盾冲突的巨大动因,是中国社会发展失衡的病灶所在。

   破解这个不是难题的难题原本很简单,如果政府的确是公民的政府,公民的确是政府的主人,那么维权这把矛和维稳这块盾都应该属于公民应有的权力和义务,通过宪法规约,矛和盾虽然分别操持在公民和政府手里,但都是用来共同保护公民个体的权利和实现公民全体(政府)秩序的义务。一个市场发达、权力平衡、法治有效的社会机制里,公权与私权之间不会产生中国特色的冲突模式,紧张到二者之间似乎不可调和,恰恰相反,与公民社会匹配的宪政制度环境中,公权会积极促进私权的合法实现,私权会本能的维护公权的稳定实施,在公民社会里和宪政制度下,社会公权是民众私权的合成和代理,民众私权是政府公权的源泉和根基,所以,宪政发达的公民社会里几乎不存在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矛盾,公民权利的维护和政府权力的稳定是全社会(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目标。

   笔者作为《08宪章》的首批303签署人之一,从事过公民教育、法律援助、环境保护、信访调查、企业经营等等实践活动,尤其是站在不同角度亲身经历过不同形式的维权事件,也曾处在政府所属法律部门和投资人的位置上面对过维权的民众,对社会秩序(政府、法治)的维护和公民个体自由(民主、权利)的主张有一个基本认识,维权与维稳起始和最终应该是合成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冲突的关系,两者统一的手段就是公开和协商,统一的结果就是在双赢中实现社会和谐治理,统一的最高境界就是建立一个宪政下的政制制度和民主的社会制度。

   我之所以参加《08宪章》签署活动,因为《08宪章》中倡导了一种新的执政理念,旗帜鲜明的“提出取消一党权力垄断,在宪政架构下的建立中华联邦……和公民社会”(刘晓波判决书)。我认为《08宪章》是私权与公权良性结合,民间与政府依法互动,在野与执政之间监督双赢,以求中国人共同努力实现社会善治的一篇宣言。

   遗憾的是2008年的《08宪章》签署活动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加深了社会怨气,暴露了当政者缺乏政治创新胆略昏昏度日的心态,使中国社会又一次失去维权与维稳走向共同的程序正义,化解维权与维稳之间死结的一次重大机会。

   林青(陈青林)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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