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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是大一統的宿命


   
崩潰是大一統的宿命

   ● 邊疆是地理和權力的雙重邊陲,王力雄探險西域,挑戰書寫極限,鋪陳藏族維吾爾族興衰存亡史,沁透對中華帝國的崩潰感。
   
   王力雄說:「一九八四年,我曾一個人用筏子在黃河漂流三個月」──這恐怕不僅是他寫《黃禍》的起因,也是他後來二十年關注邊陲的一個源頭。九一年我初讀《黃禍》手稿的時候,不知道他漂流過黃河,我作序曾極力推崇其「崩潰寓言」,而沒有發現王力雄更奇特的一點,即他是中國人裡很罕見的探險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裡──「共和國同齡人」、「紅衛兵」、「老三屆」?或許,文革大串聯和文革後的高考升學,釋放、取代了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東西,而「上山下鄉」尤其「支邊」的範圍,也曾包括邊疆,不過絕對不是「探險」。王力雄則是這個世代的異數。

   
   「亡天下」裡的西域探險者
   
     「九十年代數次駕駛汽車在西藏長途旅行」,「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他這種「探險」經歷,同齡人裡曾有幾人?日後,這批同齡人裡「大一統主義者」比比皆是,或許跟沒有這種經歷有關,也未可知。「探險」給了王力雄別一番「眼光」和思路,是顯然的。
   
     「探險」在中文語境裡,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義,毋寧只是一種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顧炎武,在清兵入關後從江南到北方遊歷,用兩匹馬、四匹騾子,馱著書箱,遇關塞險要便訪老兵,與書本核對,二十多年裡在山東、山西、河北來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陝西華陰,著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總結宋代以來不諳地理而至亡國的教訓。與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處世道,雖無「亡國」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黃禍》裡進而極言天災人禍導致文明沉淪;而遊歷邊陲使他所憂患者,更不在華夏漢族的「山河」版圖,而在邊陲異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間,他也有兩部專著發表,關於西藏的《天葬》和關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這兩部書,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邊疆民族興衰存亡史,或可稱為當代史裡的《藏族志》、《維吾爾族志》,無疑也是一種人類學研究成果,甚至可以當作一個智庫提供的報告;它們在體例上也很難歸類,《天葬》乃是紀實、遊記、當代史、人類學研究等多重書寫的匯合,展示了歷史/現實、神界/人間、政治/經濟、困境/出路的立體西藏;《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則是回憶錄、訪談和書信三種體例,綜合而成關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靠一個人的單獨力量來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課題,真可謂奇跡;若從人類學研究角度來看,王力雄在一種「探險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獨的田野調查。
   
     王力雄則對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說他的基本判斷不是來自對文獻、資料的研究,而是來自「親身經歷和體驗」所提供的感覺──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採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說他搞的不是「學術」,也拒絕提供「真理」、「藥方」。
   
     孤獨,甚至恐懼,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種感受:他漂流黃河時,日記裡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樣」、「孤獨一個在無邊無際的天地和荒涼之中」、「恐懼滲入身心、充滿每個細胞」等記載;他並以孤獨、恐懼來解釋非藏族的「無人進藏」,也強調其為西藏宗教意識的一個人間根源,這種認識主體介入很深的觀察,跟他又刻意「換位思考」於客體,形成極有張力的互動,乃是他的邊陲意識的一大特色,後文還會涉及。
   
     他的邊陲考察、採訪,在近二十年中國平庸的紀實性文字裡,是作家拓展書寫疆域、突破資訊封鎖乃至挑戰體力、心力極限的一個特例;更遑論九十年代以後,民族主義升級為官方意識形態,「漢族至上」思潮和話語霸權在民間蔓延,民族問題成為禁區,王力雄在這種氛圍下展開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並在監禁中為抗拒逼供不惜自殺,險些喪生。就憑這幾點,王力雄也堪稱非虛構文學和人類學調查在中國的一個「探險者」。
   
   對中國「大一統解體」的研究
   
     由黃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個雙重的隱喻:既在地理上從中原到邊陲,也在權力網路上從中心到邊緣,所以西藏、新疆等區域,與中國/漢族的關係,也是一個雙重的「中心—邊陲」,其間複雜的歷史、文化、政經脈絡,可謂「剪不斷理還亂」,而王力雄作為一個來自中原的漢人,他所投射的邊陲關注,在這種「雙重性」裡如何定位,令人矚目。
   
     無疑,王力雄面對邊陲的焦慮,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對專制中國走向分裂的危機。為什麼他寫完黃河潰決氾濫之後,馬上就意識到一個更大的潰決呢?他從「黃禍」開掘出更深一層的憂患:「大一統解體」研究──他是這個領域裡第一個認真的漢人,除此之外,中國只有狂妄的民族主義分子和愚昧的大漢族主義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脅迫、輕言戰爭,就是阿Q式的恃強凌弱和虛言「反帝」的受虐傾向。比較搞笑的是,當 「說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國邊陲也響起了另一種「說不」:台灣、西藏、新疆。
   
     上述三個潛在分離板塊中,台灣最搶眼,聲音也最大,另外兩個板塊則沉默得多。其實,「台灣板塊」因孤懸海外,中國勢力不逮,惟有恫嚇和圍堵可施,若非島內尚有國民黨和外省人,以中共蠻橫的對台政策,此島恐已裂去。所以,若檢視中共「大一統解體」控制方略之成敗,要看另外兩大「板塊」──西藏等於六十六個台灣、新疆也有四十六個之多,「大一統」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蓋著,或者大家裝著看不見,王力雄則偏要「哪壺不開提哪壺」,而他那「不是結論」的結論,更指向悲觀的「無解」境地,他命題西藏一書便說:「我給這本書取名《天葬》,就是取自這樣一種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們又何嘗讀不出另一種「天葬」:大一統中國的解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共產黨標榜「國際主義」,骨子裡卻是帝國主義,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皆然。毛從不掩飾其帝王心態,稱王「第三世界」,對於中國版圖,則是重返康熙的夙願。毛的民族政策,以「階級鬥爭」和無神論折騰有信仰的邊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動及達賴喇嘛出走、六二年六萬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從鄧小平開始的「改革」,名為糾「左」,實則改為赤裸裸的控制:經濟上的「輸血」和「掠奪」雙管齊下,並不動聲色以移民改變兩個邊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驅使維吾爾人藏人的離異之心,而彈壓變本加厲,龐大國防軍淪為護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慮一直投向「中心」,則他對「大一統解體」的思考,勢必陷入所謂「改革話語」的罩門。他說:「之所以研究西藏問題,是因為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戰會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決定政治改革能否開始。專制權力總是把國家分裂的危險作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實不僅中共從無政治改革的絲毫意願──「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國的「大一統論說」也確有同樣的悖論:實行真的自治,便是分離的開始。這是為淵驅魚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邏輯後果。民族問題的終結,在於中國未來憲政的設計,須基於「種族平等」原則,否則無從談起。
   中庸之道與換位思考
   
     中國人的價值觀因欠缺人權維度,則斷然不會有種族平等意識,這是「大一統」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項人類學研究,對於價值層面的東西,是無可如何的。《天葬》開篇就介紹了西方「主權體系」與東方觀念的糾葛,不過我覺得,當代中國人(中原人)對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紀)漢胡/華夷之間的征伐、懷柔那一套相去不遠,只不過羼入了一截「近代恥辱」之後,其「受難遺產」多為負面、病態,大漢族主義特別亢奮,且有「民族自閉」傾向,聽不見它的受難者的聲音,而漢族精英中,對邊陲異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鳳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數也持「大一統」理念。
   
     漢唐間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談傳頌千古,究竟謳歌的是什麼?難道只是那種為漢家「贖身」的奉獻,而沒有一點對異族「同情的瞭解」?不錯,那時強虜環伺邊陲,中原積弱,難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們就連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嗎?中原的強大,若無盛唐的胸懷在期間,「大一統」只是一個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談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幾與「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同步,而他掙扎其間的軌跡,也是明顯的。他告訴億萬漢人(對西藏的常識只有才旦卓瑪和小調「在北京的金山上」)幾個匪夷所思的事實:高海拔與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護傘」,但邊防又成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產黨丟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個達賴喇嘛就可以撬動整個地球......對於西藏問題,王力雄避免「斧子一邊砍」,試圖在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找到一個公允的中間點,他幾乎是擺足了雙方的局限和弱點,以期引向妥協的「雙贏」終點,毋寧是中庸之道,一種傳統中國智慧。
   
     這樣的「中庸」,被王力雄帶到世紀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編》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遊西域,進入異族的內心沒有?《天葬》裡藏人的聲音是不是被過濾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不能「中庸」的結果,才使他開始「換位思考」,「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前言》)這本新著乍看沒有《天葬》系統面面俱到,卻是第一次由漢人替維吾爾人系統地向「大一統」體制發出抗辯,從民族自治、經濟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漢族移民等一攬子衝突、難題,在伊斯蘭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書的先鋒性,莫道漢語世界無人比肩,在與伊斯蘭相抗的整個國際視野裡,也是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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