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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大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

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沈阳的文化人来说,穆儒丐是无人不晓的名字。但是,现在他似乎被历史遗忘了。某个人物在某个时代得到很高的社会认知,后来却失去其价值并被遗忘的情形,并不稀奇。不过,对于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特别是研究其草创期即1910年后半期到“九·一八”事件期间文学现象的人来说,穆儒丐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目前,在东北三省已经发表的相关专业的研究志书有数种[1],可以看到很活跃的研究迹象。尽管如此,仍然极少涉及到穆儒丐。[2]其原由显而易见——穆儒丐1916年到1945年期间,从北京来到沈阳从事写作,一直是在日本人创办的报纸《盛京时报》[3]工作。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关系,是他难以洗刷的历史问题。不过,穆儒丐当初到沈阳的时候,并没有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企图,他心里有的,应该只是当时社会上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他的理想,与当时东北文学的创造并非无缘分。
   
    有助于了解穆儒丐的资料很少。现在可以找到的概括穆儒丐生平、业绩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是刊登在1944年4月1日发行的《艺文志》[4]第一卷六号中的《穆儒丐先生》[5]。本文也是依据这一资料来探索他的足迹的。
   
    穆儒丐,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出生在北京西郊香山的满洲旗人家庭,原名穆都哩,后更名穆笃哩。都哩在满语中的意思是“辰”,所以也称为穆辰公,号穆六田。[6]少年时期,按照旗人的传统,曾在虎神学堂接受书面教育的同时,接受骑射训练。义和团运动开始后,他在短暂的休学后入知方学社继续学习。在教师的支持下,1903年穆儒丐到城内入宗室觉罗八旗学堂的前身经正书院就读。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清朝内部向外国学习的气氛渐渐高涨,还制订了奏定学堂章程,促进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从前一年的1300人突增到8000人次[7]。穆儒丐这一年被选拔为国费留学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历史地理专业学习。他在学满3年之后,又留下来学习政治和财政,留学达6年。1911年前半年穆儒丐毕业回国,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后,为了进入仕途而参加考试并且考中,但是由于清朝灭亡,此路被封死。他在短期内曾从事过军官的秘书、教师等工作,也与报社有联系。

    1916年春天穆儒丐来到沈阳,开始了为《盛京时报》执笔的工作。[8]1918年1月12日[9]成为《盛京时报》的艺文栏目《神皋杂俎》主编,以此为中心开始创作、翻译、文艺评论、时事评论等领域广泛的文学活动,至伪“满洲国”成立后仍未中断。而我们只了解到,他在1944年已经成为康德报社的理事,对他在伪“满洲国”灭亡后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穆儒丐的身上有作为出生在关内的文化人的历史特征。他是从关内北京来到关外沈阳的。与穆儒丐同时代,并同样是满洲旗人出身的老舍[10],非常热爱北京,有大量描写土生土长北京人的作品,却很难找到他特别关注自己民族故土关外地区的作品。
   
    穆儒丐到达东北的时候,可以说那里还是文化的“沙漠”[11]。作为一个在北京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留学日本的文化人,只带着一只笔奔向那里,需要有很高的觉悟和很大的勇气。那么,穆儒丐为何要去关外,他又对那里寄托了什么样的理想呢?前面所提到的翠羽所著《穆儒丐先生》没能提供揭开疑团的线索。但是,《盛京时报》却有穆儒丐两篇具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小说作品,即《徐生自传》和《北京》。
   
    《徐生自传》从1922年6月27日至同年12月12日期间连载在《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栏目中,共141期。其内容是以19世纪末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徐生的自我成长过程。这部小说既是虚拟人物徐生的自传,同时也是“穆儒丐自传”,其根据是:徐生的生活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均与穆儒丐自身的情况相吻合。《徐生自传》的开头即值得注意:“我今日在社会上已不算极贫寒的人了,仗着我笔墨生涯,也积蓄了几个钱。衣食住三样,虽然说不到齐全二字,但是足可以温饱了。……我看那呼救无门的苦同胞,我居然在社会上浪得了一点虚名,没有坠落下去。不但我自己没想到,连旧日朋友,都以为很奇怪的。”[12]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穆儒丐撰写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动机。为《盛京时报》撰稿后的第五年,他开始负责《神皋杂俎》专栏,成了知名的作家。借徐生的身份他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为树立自己的人生里程碑而写了自传。《徐生自传》还详细描述了留学日本的经历,向人们介绍了80年前日本的风土人情。这也是这部小说另一方面的意义所在。
   
    《北京》从1923年2月28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分169集,连载在《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栏目。[13]后来,这部小说结集成书,由盛京时报社出版发行。《北京》是以1912年至1915期间为时代背景的作品,正好与《徐生自传》衔接。小说以辛亥革命结束后的北京为舞台,主人公是《大华日报》[14]文艺栏的记者宁伯雍,描写了他穿行于北京不同社会阶层——报社社长及其小妾、教育局官员、京剧演员、妓女和她的家族成员等人物中,以及后来他对北京的失望,从而最终离开北京。可以认为宁伯雍来自于穆儒丐的生活原型,其根据是开头部分所介绍的主人公的年龄是二十八九岁。
   
    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走的工夫,叙叙他的家事。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在西山脚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也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的教育,陶冶的品行学问,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如今他毕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因为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并在山林里奉着他父母隐居起来。[15]
   
    伯雍的经历与穆儒丐的情况相当吻合。另外,伯雍对北京生活感到失望,离开北京来到沈阳,也正好是1915年末,正值袁世凯倒台的时期。这与穆儒丐1916年来到沈阳基本相当。
    不能说《徐生自传》和《北京》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但两部小说是以穆儒丐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来撰写,并反映了他的思想。我们不妨从这一前提出发,沿着《徐生自传》和《北京》,来探索驱使穆儒丐从关内到关外的真正原因。
   
    穆儒丐的前半生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大事件。义和团运动时期,穆儒丐大约十五六岁,辛亥革命时期,已经过了25岁。穆儒丐对这两次事件没有采取太积极的态度,但还是被卷入了时代大潮。而这中间还插入了对他来说影响很大的留学日本。
   
    义和团运动时期,《徐生自传》的主人公徐生是在武备学堂15岁左右的学生。在西山(北京西郊香山)一带,人们对义和团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但是,1899年5月,情况急剧转变,北京城内极度混乱。《徐生自传》写道:“庚子夏天的北京,已然不能说是人间世,简直成了魔鬼世界,地狱的写真。”[16]在西山,徐生上学的武备学堂首先遭到义和团攻击。学校被迫停课,由于破坏严重,事变后无法恢复,导致废弃。义和团掠夺和残杀民众。由于年轻力壮的旗兵应征到城内担任护卫,家中的老人及妇孺遭到残害。很多难民逃脱战火离开城区来到旗人的营地。其中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成了义和团的诱饵。徐生亲眼看见一位母亲被义和团抓走,被砍死在乱刀之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义和团解散。随着应征进城旗兵的返回,西山才从恐怖中解脱出来。但是旗人的生活并没能恢复原状。原因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断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铁杆庄稼”(朝廷俸禄)。按照当时的规定,旗人“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也不允许学习农耕、手工艺以及任何类型的技术,另外绝对不允许擅自离开旗营。”[17]不难想象没有收入来源、没有任何技能的旗人是何等地不安。徐生的父亲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此刻的徐生,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可是我虽有这个志愿(志向学),我的命运已入于悲惨的境遇了。境遇是很制人的。无论你怎样求学,你的命运若是不许,终归达不了目的。……无奈命运已到乖舛时代了。不容你奔走衣食。试想八口之家,家无备石,又在大乱之后,以前的收入,全停止了。我们不能不仗着力作,去博衣食。……我这时虽然没长成年,也能负重行道了。当下凑了一点资本,帮着父亲贩些食物。[18]
   
    徐生约半年后开了一间小商铺。荒唐的时局渐渐过去,这时候比较容易赚钱。他也渐渐失去了上进心。义和团运动给一般旗人生计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仅使旗人走向贫困,更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威严和地位。与穆儒丐同一时代的旗人作家老舍在未完成的自传体作品《正红旗下》[19]中间,描写过义和团运动前后旗人的生活、习俗、气质等,其中写道:“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战争等风波之后,高鼻子洋人显得很傲慢,不仅他们开始小看皇帝和旗兵,就连开食品杂货铺的山东人和山西的贸易商也渐渐对旗人顾客很不客气。他们还把眼睛瞪的和包子一样大,嘲笑旗人吃了东西后不付钱。从此再也不肯赊帐,一块冻豆腐也要以现金结算。”[20]19世纪末,伴随着清朝的衰退旗人也没落了,这是大势所趋。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徐生只能放弃学问,甘为一介“奸商”,内心是悲观的:“虽然生活上仍感苦痛,但是我的精神上已然尝着永远的滋味。不至终成一个只知贪利,不识道理的人。在这一个时代,本不能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其间也看见许多龌龊的事,受了许多小人的欺侮。但是我不经由这个时期,我势必沦入下流而后已。”[21]
   
    1901年慈禧太后返回北京,旗人重新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穆儒丐的父亲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将他送入再次设立的学堂,从此进入北京城内的高级国立学堂“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学习。1905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专业学习。
   
    《徐生自传》用较大篇幅描写了徐生留学日本的经历。身穿“红青斜纹布的地子,沿着青绒云头的大宽边”的衣服,脚穿蓝色天鹅绒“快靴”,头戴“青绒小帽”的20名留学生[22]在三位“护送委员”的引领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九日从北京的正阳门乘汽车,途径天津,由海路去往日本。小说详细描写了旅途的兴奋、乘船旅行的不适、从长崎到神户时的印象,以及到达东京后紧张而忙碌的日子……向人们鲜活地展示了80年前中国留学生眼中的崭新世界。这些新鲜的体验,肯定给年轻的徐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清朝人入学私立学校的管理规定”即“留学生管理规定”。这是为了针对当时参与革命活动的留学生而定的,这一规定诱发了同盟会会员留学生的反抗。徐生等人当时初到东京,才开始上学,都不清楚“留学生管理规定”是怎么一回事,还不了解有些人为什么非要反对这一规定不可。但是,由于旗人身份,他们遭到了汉族留学生的敌视。“日本当局,不知是听了谁的建议,颁布几条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这一下子,真不得了。凡是暴烈分子,一窝蜂似的,全急了。到处开会,要求取消这规则。但是日本当局,既已发表这个规则,又不愿朝令夕改,丢了威信。当时激成两不相下之势。没有几天,也不知由哪里造的谣言,硬说这取缔规定,是北京政府授意日本,教他们这样办的。要打算取消这个规则,非推倒北京政府,杀尽满奴不可。这些话,不管好歹,在当时总算是最流行的。崇拜孙文黄兴的人,谁不天天说两句杀满奴。嘴里头自要日日有满奴两个字,便算革命伟人。在会馆里,也可以当一名干事。……这时,留学生里面,也有三四百满洲人。他们捣言先把这些人(满洲人)杀了再说。可是到了没有杀一个人。只不过呐喊连天,穷吵嚷。但是这一来,东京的空气,已然闹得天昏地暗。留学生的秩序,完全紊乱了。学也不能上了。因为有上学的,被暴烈分子看见,不是打,便是骂。弄得人人自危,大都立脚不住。那平和自好,由正当身家的,都觉得东京是个是非之地,纷纷回国的每日不知多少人。有时在车站上,便打起架来。自命革命家,既不许人上学,又不许人回国,非随他们一同革命不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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