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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杀成为公民最后的“权利” ——评唐福珍和杨元元自杀事件

   尽管境遇和国度不同,但是倘若一个国家让一个人活着无从表达愤怒,唯有带着诅咒和嘲弄离开这个世界——尽管他们曾是社会精英——那么死亡便向这个国家宣战。

   一部西方电影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老男人,将绳索套在矗立于斜坡的一棵大树枯树杈上,平静地念叨着“再见吧,这个卑鄙的世界!”他将绳索套上脖颈,蹬腿离地;然而不幸发生了,树枝折断;老男人摔坐在草地上,悲伤地哭泣起来。

   自杀,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勇敢者的选择,别人无权谴责任何一个自杀者;我们不歌颂死亡,但是有的死亡是对生者的惩罚,也必须让作为间接杀手的生者接受永生的煎熬。

   当这些自杀者,为捍卫生存尊严和权益诀别世界,自杀成为他们反抗社会不公的最后武器,他们让人永怀敬意,特别是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群体精英而告别冰冷、势利和不义的社会。

   成都自焚者唐福珍和上海海事大学自杀者杨元元,都具有阶层特征。她们两个有共同的特征:出身低微,无权无势;勤劳、努力地活着,或坐拥财富或具高等学识。然而,政府和社会却剥夺了她们活下去的勇气。

   47岁的唐福珍,少年辍学,在成都郊区农村,小小年纪推着自行车在集市卖服装,一点一点将生意做大。她曾在广东学习从商,也曾赴韩国和泰国考察服装业。唐家被暴力拆迁的工厂兼住家三层楼房,价值数百万,是他们家族的全部资产,也是谋生的饭碗。这栋大楼本就是当地村委招商项目,当初双方签署协议,唐负责投资,村委负责供地和办理相关土建批文,但国土局等政府部门推诿、不作为,迟迟未能办理手续。需要说明,村委也是政府一级机构,其行为代表政府。而在拆迁时,上级政府却倒打一耙,指称三层楼房是违章建筑,并扣上暴力抗法的大帽子。在专制社会,政府前后里外都扮演“好人”角色,政府永远都是正确的。

   法律规定“先安置后拆迁”,拆迁赔偿未达成协议时,不得拆迁,物业仍属于私人财产。但是,非常荒诞的是:尽管宪法和物权法保护私产,土地国有却是铁的事实。哪怕是商品房,公民已出资购买楼下土地,也无从改变土地国有的事实。所以,政府永远理直气壮:我要征用土地,没说要你的建筑,给我拆!堪比强盗、流氓。但作为个人,对这些披着合法外衣的强盗、流氓,无从制裁。这是“正当性合法性”暴力拆迁蔓延的根本所在。公民土地物权虚置,是万恶之源。

   从上述土地物权引伸出另外一种公民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里有必要应用美国公民持枪权加以阐述。政府权力应有边界,这个边界不仅是靠制度安排和法律加以规限,而且赋予公民权利加以自主防范,后者更为重要。公职人员一旦逾越边界,譬如非法侵犯私宅,别说暴力拆迁,即使未经允许私闯民宅,当然包括其他身份撞入者,若不听警告,兼有暴力企图,那么公民有权开枪击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权力需要权利制衡,枪支就是捍卫私产(包括个人安全)的有力武器。个人不可能凭空掠夺走他人的房产,只有享有国家暴力的政府才普遍拥有这种权力,因此持枪权是基于对受国家暴力保护下的政府“恶权力”而做出的必要防范,这也构成公民权的本质所在。某种程度上,禁止中国公民拥有持枪权,才使得公权侵犯私产为所欲为。

   唐福珍自焚无疑给恶法城市拆迁条例最后一击,修订中的新条例改“拆迁”为“征收”,但这仅对城市土地,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强制拆迁并未改观。唐福珍作为农民企业家阶层,她的惨死换来的政策红利,并未惠及农民阶层。只要考察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底层阶层率先以暴烈方式点燃,而更高阶层等待食利。

   30岁的杨元元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其母曾是插队知青,本就是制度的受害者,后返城在军工厂工作,工厂搬迁后,流离失所。单亲和知青背景,有助于理解杨元元的成长环境和社会背景。成长背景铸就一个人的性格,社会背景便于客观剖析事实。中国人普遍具有望子成龙的心态,父母善于将自己沦落的梦想,下意识转嫁给子女;也乐于承续“养儿防老”的观念。血缘关系有时将亲情绑架、异化。强大的体制惯性,裹挟着经历噩梦的一代人,他们唯恐被体制抛弃。人们习惯于用对体制的耿耿忠心,兑换基本生存条件。在这等前提下,亲情也因此变得单纯和依附性。亲情是一把双刃剑。社会在变迁,然而,他们的生存轨迹并未改变。

   杨元元以死抗议,没有抗议对象,但显然她又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30年,她无法从家庭、社会定义给她的阶层突围而出,尽管她从未放弃努力。政府对普通人承担义务的角色的缺席,让杨元元丧失生存的尊严感;亲情的相互依附性,表面上是杨元元尽孝道,实则正是“孝”压垮了她。这正是杨元元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所在。与其说是贫困将她推向绝境,不如说是社会不公和亲情。杨母被驱离校舍,网友普遍认为上海海事大学太过绝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有什么不妥。武汉大学容留杨母与女儿在宿舍同居,这是特例,大学有救助贫困学生的义务,世界上没有哪所大学,有救助学生家长的义务。后者显然属于政府所为,而非学校。

   在我们这个国家,大学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人们正是将学校等同于政府,才会谴责学校的绝情。这没什么不妥,毕竟是管理员的恶语相向,直接导致杨元元的自杀。但网友显然找错了发泄对象。其实,杨元元家庭比起农村家庭,不算最困难者,其母每月尚有将近1000元退休金。当初杨元元报考大学志愿,听从母亲安排,放弃在东北就读自己喜欢的法学专业,转为就近就读武大经济系。其母也是从经济能力考量,无可指责。

   我们在赞美杨元元孝心的同时,不得不说,亲情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无意识也无力反抗。在中国传统背景下,没有谁有资格谴责杨母,但是上述事实必须指出来。杨元元是公费研究生,海大地处偏僻,她寻找最擅长的兼职家教不易,远非她本科就读的武大可比,这让她的生活费捉襟见肘。想象一下吧,一个30岁女孩,要向母亲讨要生活费,那将是何等的尴尬。

   有人说,杨元元大学毕业工作8年才考上研究生,应该有些积蓄。据媒体报道,办杂志创业,让她血本全无。尽管如此,也没有理由认为杨元元的人生就是失败的。30岁大龄,屡败屡战,最终考上喜欢的法学专业研究生,本就是她努力的显例,这在当今中国即使称不上奇迹,起码非常鲜见。

   制度安排缺席和公平欠缺,表现在地域歧视和生活观念歧视,才导致杨元元家庭和她的努力显得异常艰辛,几乎每一次阶层上升都会夭折。最为不幸的是,传统观念和制度安排上的每一个弊端的细节,同时交集在她的现实生活中,让她在每个群体中都处于边缘位置。同时不能否认,几十年漫长地挣扎努力的过程,也因此改变了杨元元的性格。

   唐福珍自焚和杨元元自杀,并非特例,而是具有浓烈的阶层特点。她们都是这个异化和扭曲的畸形社会的牺牲品,她们以悲壮形象定格在中国背景上。中国社会积淀、纠结着太多的传统观念和利益分配不均衡,与公民社会相去甚远,这使得社会转型迟迟不能起步,台湾政治转型的成功,显然还未成为权力者的自觉选择。因此,公民权利的缺席,中国社会经由权力和财富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这个阶层等级森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的权力和财富的获得,并非普遍依靠智慧、勤劳、能力和均等机会;中国人再努力,也无法打破户籍、地域、城乡带来的禁锢和歧视,在本质上中国仍是血统社会。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在表面上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潜藏于社会的阶层之恶不亚于之前的阶级论对人的戕害。这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金字塔社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且后者占绝大多数,并非他们不勤劳无智慧,而是社会资源和上升通道被权势者牢牢占据。

   

   2009年12月24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月24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home/article/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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