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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刘晓波

--节选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
   
   1、电梯门口相遇刘晓波
   
   86年好象是个到处在总结的年头。有不少地方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的研讨会。我参加了其中规模最大的二个,一个是由《上海文学》和辽宁文联的《当代作家评论》在沈阳和大连召开的,一个则是在北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其所刊《文学评论》召开的。我记得那次给我寄会议通知的是《文学评论》的一位编辑,李兆忠。李兆忠是当年华师大本科毕业的校友,因为编发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彼此相识,然后又成了朋友。接到会议通知时,我对这个会议是很茫然的。我全然不知当时的北京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和政治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及其《文学评论》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不知道其所长和主编刘再复作为党内改革派在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保守派如何地角力。我其时一面全身心地关注和评论85年出现的那些新潮小说,一面一气写完了我的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

   
   我那时经常跟吴亮和程德培见面,商谈不断冒出的新人新作。程德培整天忙着流览各种期刊,一会儿发现一篇新作,一会儿又发现一个新人。我和吴亮则跟在程德培的发现后面,就那些新人新作指点江山。我跟吴亮虽然在为人处事和思考写作上的风格完全不同,但在自由散漫上,却气味相投。彼此都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家伙,根本不管外面比如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时还难免校园里的俗气,会很认真地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文学评论》发表。吴亮和程德培似乎除了《上海文学》之外,对其他刊物都不太在意,他们可能连《文学评论》是什么地方主办的都不怎么关心。我们当时不约而同地把文学评论能否跟时新的小说对话,不管小说先锋到什么程度也始终保持在批评上的同步和透彻,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至于理论上的突破之类,彼此都不太有兴趣。就算我已经写过双向同构那样的理论文章,我也没把理论建树当回事。再加上我的导师钱先生,也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他从来不会提醒我,诸如北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类,一如他从来不过问我喜欢写些什么。因此,在我和吴亮还有程德培的心目中,北京的这个十年文学讨论会,未必比上《上海文学》和《当代作家评论》已在沈阳开过的那个同样主题的讨论会更有趣。程德培那次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去北京出席会议。而我和吴亮虽然出席了会议,却也因为种种原因,具体记不起来了,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会议很当回事,在会上有些吊儿郎当。记得第一天是刘再复作主题报告,我不知在忙些什么,根本就没有听。连会上纷纷传说的钱钟书出席会议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是后来听说的。说来好笑,刘再复那天作了什么报告,我是直到十多年后,彼此在再复的美国家中随意聊天时,才听再复告诉我的。
   
   记得是刚到会的那天,我正稀里糊涂地站在电梯门口、不知该干什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你、你、你就是李、李、李劼吧。我回头一看,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跟我一样戴付眼镜,说话比我还要结巴。正在我不知如何称呼人家的当口,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刘晓波。嗨,他说自己名字的时候倒一点都不结巴。我当时就对他有了好感。不仅因为他比我更结巴,而且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拖泥带水的成分,比如是哪个学校的、是什么样的研究生等等。我赶紧说,噢,我知道你。我确实知道他。是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马相武告诉我的,他要我注意一下有个叫刘晓波的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观点跟我非常相近。我没想到一到会上就碰上了,一时间有些欣喜。但他接下去的话,就让我有些不知所云了。
   
   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猜到那个“整”字可能是东北土话,含有折腾的意思。但我不明白那个“他们”是谁。一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才知道刘晓波准备跟谁整一下。不过,刘晓波也许以为我知道北京发生的林林总总,也许以为我也跟他一样,是有备而来的,准备在会上大干一场。他肯定不知道我不仅毫不知情,而且根本没有他那样的心思。就算他说的是向刘再复发难,我也根本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文章。有关刘再复,我只听我导师钱先生说过一次,说是刘再复所谓性格组合论所说的那些意思,在他钱先生早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文章里,早就说清楚了。既然如此,我当然没有必要再多费心了。但刘晓波显然不知道我的这些毫无来由的来由。要不,他不会那么不容置疑的认定,我会跟他一起跟“他们”瞎整。
   
   刘晓波对我的这种误解,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过后,更加坚信不移。因为在小组会上,我跟刘再复当面争论起来,在有关人道主义的理解上。会后碰到刘晓波,他兴奋地对我说,听说你已经跟刘再复干起来了,好,好。他一面说着好,一面目光里有些黯然,仿佛没能抢在我前面打响第一枪似的。
   
   高潮好像是从第三天的大会发言开始的。先是我说了一通有关人道主义想法,那是对小组会上与刘再复的当面争论所作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我说完后,是刘晓波发言。刘晓波一上去就把整个现、当代文学狠狠地臭了一通,除了鲁迅,几乎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我有关人道主义的说法,已经够激烈了,因为刘再复的主题报告就是关于人道主义,而我说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报告。不过,刘晓波的激烈显然不是在意思上,而是在语气上,仿佛一桌人在认认真真地打牌,突然来了个草莽人物,将牌桌一把掀翻在地。相比之下,我不过是说这牌不能这样打法罢了。
   
   我和刘晓波先后发过言之后,会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好像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声音并且如此的不买刘再复的账。一些年青人说,这个会有开头了。另一些比较稳重的人,则对此表示忧虑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了。人们不管抱着什么想法,怀有什么意见,全都激动不已的,仿佛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看戏的。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晚上的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我一到会上,刘晓波就过来拉我说,李劼,别坐在后面,坐到前面去,跟他们瞎整。我没有听他的,依然坐在最后一排。这不是我薄刘小波的面子,而是我不喜欢过于抢他人的风头。在座有许多青年评论家,我凭什么让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那年头青年评论家和青年作家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谁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仿佛早期共产党闹革命那样。至于我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我要与众不同,而是我本来就是那么想的。
   
   对话会开始后,刘晓波就抢过话筒,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主持会议的罗强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是个青年评论家,被刘晓波如此长时间占着话筒弄得很不高兴,当场对他说,你不能这样,让别人也发表意见嘛。
   
   折腾了好一会,刘晓波终于让出了话筒。当时忘了是谁接着发言的,但显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否则会场里不会有人提议说,让李劼发言,让李劼发言。虽然刘晓波占话筒让主持人不悦,但前来开会的人,却个个都想看好戏。这是中国人凑热闹的天性,文人们也同样如此,不管是青年的还是年老的,全都有这样的心理。加上那天刘再复本人也在场,弄得众人更来劲了。
   
   当罗强烈将话筒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因为我那天并没有准备发言。在会议之前,先后有二个人找我聊天,一个是李陀,还有一个是我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的组稿人和责任编辑,即文学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的主任,程麻,原名程广林。
   
   程麻在他编我那本书的时候,向我提出,假如我愿意去他主持的新学科研究室,他将非常高兴。这次在会上,我跟他是第二次见面。他当时特意前来将这个会议前前后后的背景告诉我。他说,陈涌他们同时也在开会,跟刘再复唱对台戏。陈涌他们说刘再复的人道主义就是当年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具有严重的自由化倾向。大意如此。
   
   我听程麻这么一说,方才恍然大悟,刘再复在小组会上一再对我说彼此最终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一再地强调不同意刘再复对人道主义的解释,刘再复却反复地对我说,李劼,我们总的来说,还是一致的。不,我马上回答,我们不一致。不管我如何固执己见,刘再复依然坚持说,彼此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程麻接着还告诉我说,刘再复对我的个人印象非常好。他说,再复说李劼这个人非常率真。其实,我对刘再复的印象也非常好,感觉相当的温文尔雅。程麻显然看出我对再复也颇有好感。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再复谈谈,他可以帮我安排一下。我当即表示愿意。
   
   我跟程麻谈完之后,刚想出门,就碰上李陀前来。李陀当时好像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个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已经号称陀爷。忘了在哪里跟他初次相见了,但彼此都很有好感。他那付北方少数民族型的英俊模样里,总是透出一股很仗义的豪气。跟他交往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是,倘若找女人各有所好的话,那么交朋友就得交李陀这样的哥们。
   
   李陀进来时,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着几瓶冰镇汽水。他笑呵呵地到我房里一坐,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在谈到我的毕业分配去向时,李陀力主我上北京。他说,你是典型的北方人脾气,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是肯定要吃亏的。他的语气非常诚恳,弄得我一下子把他认作了哥们。如此一个来回之后,他以同样诚恳的语气向我解释说,刘再复召开这个会议很不容易,因为保守派也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会,彼此唱着对台戏。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回想起那个场面,我还依然十分感动,觉得李陀是个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虽然我后来我发现,李陀有时也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私底下对人诚恳得仿佛天底下只有他这么一个真心相侍的朋友,但一旦换了个场合,他又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刚刚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话,转眼间,在对话会上就公开挑剔我的发言,那语气仿佛跟我根本不认识一样。当然,也可能有“吾虽然爱交朋友、但吾更爱坚持真理”的意思在里头。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个汉学家在场,好像是德国的,叫马什么的。当时,汉学家在中国的吃香程度,简直一个个都具有美国总统那样的级别。一个汉学家周围,不知围绕着多少颗中国作家之星,旧星,新星,男星,女星,反正汉学家周围总是星光灿烂。我记不得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什么,那个马什么的汉学家马上注意到了,问李陀说,这位是••••••李陀立即回答说,他叫李劼,可是个••••••也许是李陀的语气里带了点感叹号,那个汉学家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个核心人物?李陀楞了一下,使劲找词儿,找了一会儿,总算找到一个词回答说,他是个急先锋式的人物。李陀说这话时的语气已经飞快地转了个弯儿,听上去像是在谈论《水浒传》里的霹雳火秦明一般,潜台词是,这小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脾气急躁一些罢了。李陀说完此话,脸色才恢复了原先的正常,仿佛避过了一个急流险滩。于是,那个汉学家松了口气,转过脸去跟其他什么人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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