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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和梁启超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4)
   
   李劼
   
   由此再反观被鲁迅刻意嘲讽的章太炎晚年,是什么样的宗师境界。那是历经沧桑、叱咤风云过后的自甘寂寞,静心讲学。与鲁迅先是相信达尔文进化论、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不同,章太炎始终对进化论持怀疑立场,一如其对各种乌托邦学说不屑一顾。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说,乃是一个文化巨子之于文明进程的警惕。文明是进化的,文化却是轮回的。达尔文以科技主义的眼光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致使马克思得出社会形态的递进理论,而这在章太炎却作出如此回应: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章太炎看出文明进程的双刃性,从而不会像鲁迅那样,被充满乌托邦色彩的马克思学说所迷惑。这与其说是学问毕竟高深,不如说是内在的定力确实深湛。所以章太炎最终走向孤寂,归于沉静;而鲁迅杂文却越写越焦灼,临终之际还在耿耿于怀,一个都不宽恕。

   
   与章太炎相似,从早先叱咤风云沉寂于晚年著述讲学的,乃章太炎当年的论战对手,梁启超。这对宿敌实际上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双璧。从表面上看,两者处处对立:在学术上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别,在政治上是革命和保皇的相峙,在思想上时常各持自由或保守的立场;但在骨子里,彼此却相辅相成。他们同样都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发言人,同样都是声名赫赫的报刊政论家、中国报业传媒的开创者和自由言论的一代宗师,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学术领域里成就斐然,他们在联省自治的理念上殊途同归。人们提起章太炎,不得不提及梁启超;人们说到梁启超,自然会联想到章太炎。章梁并称,似比康梁共名,更加意味深长。
   
   被世人动辄相提并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其实无论就个人气质还是精神境界而言,两者都差异甚大,悬殊明显。康有为野心勃勃,志大才疏;梁启超热情洋溢,才华盖世。康有为头脑僵化,保守颟顸;梁启超思想开明,充满活力。
   
   当年康梁变法的失败,康有为负有主要责任。这场变法虽然颇具改良图存的涵义,但骨子里却并非是现代政治的先声,而是汉末党锢那幕历史的重演。虽然同样以血案收场,但汉末党锢是以儒治国的悲剧,而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要不是谭嗣同诸君的英勇血祭,几近喜剧。党锢士子以儒治国,是不知道以儒不能治国。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却缘自其帝师情结,素王野心(竟然还好意思自称长素)。孔孟之道至于清季,作为话语权力早已式微,作为思想资源亦已然枯竭。就连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实践修齐治平之业,都不得不“杂揉黄老之术”,更何况一场自上而下的惊天动地政治改革?康有为全然不明个中三昧,把清室的衰败误读成春秋那样又将出圣贤的时代来到了,从而硬生生扮演了一把孔丘孟轲。当时天下,并非只有康有为一人知道需要政治改革,且不说其它,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已让众多士子精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康有为却误以为苍天惟降大任于彼,只消说服光绪皇帝,便可以成就一番相天子以令天下的宏伟事业。然而,一旦得以进入权力中枢,实施政治操作,却马上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康有为的政治能力不要说比之于曾国藩李鸿章,哪怕比之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都不知相差多少千里。
   
   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的喜剧性更加令人发噱。先是躲进日本使馆,旋即逃之夭夭,然后非但不认真吸取教训,反而牛皮哄哄地杜撰《大同书》,把没能实现的野心兑换成一个痴人说梦的乌托邦。遥想汉末当年,党锢事发,陈蕃遇难,李膺、杜密、范滂一干士林领袖,没有一个惊慌失惜,仓惶出逃。他们敢作敢当,视死如归。反顾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闻风出逃不说,还编造衣带诏之类的故事,为自己张罗虚名。如此可怜的“托古改制”,倘若孔丘地下有知,都会感到汗颜。至于此公从《礼记•礼运》篇里捡出“大同”一词,制作“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乌托邦社会,更是自欺欺人。孔儒一门,孟轲算是最擅长说大话的,但也没有把牛皮吹到这么不着边际的地步。马克思的乌托邦,尚有一部《资本论》垫底;康有为的乌托邦,全然是一介腐儒的异想天开。作为这种乌托邦的绝妙注脚,便是康有为在民国时代与辫子军头张勋联手,拥戴早已逊位的傅仪重新登基,上演了一幕比袁世凯称帝更加可笑的复辟闹剧。堕落到如此不堪入目的地步,连当年的学生梁启超都看不下去,断然与之分道扬镳。须知,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虽然当年与康有为同时以变法起步,但并没有就此固步自封,而是不断思考,不断更新。
   
   《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梁启超,可说是一介英气焕发的中国少年,其政治生涯、思想历程、学术著述,始终青春长在。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政体,从参与朝政改良到组党入阁任职,从倡言开明专制到主张联省自治,梁启超几乎就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从王朝专制转折到政党政治的历史写照。其中最为精彩的段落,既有鲜为人知的与宋教仁私下相约,共同开创两党制的民主政治政体;又有斐声天下的与弟子蔡鹗密谋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最让人诟病之事大都发生于跟随康有为时的鞍前马后,为此还先后挨了章太炎和孙文手下的两次掌掴。然而,无论是力主君主立宪,还是从事政党政治,梁启超都有着独具的历史洞察。
   
   就历史的成本和变革的稳妥而言,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说,并非没有道理。且不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一个良好的借鉴,即便是从中国历史的演化和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上说,君主立宪也不是一条通向黑暗的无望之路。梁启超没能充分认识到的只是,汉人之于异族统治的本能反感,尤其南方士子之于北方蛮夷难以消除的轻蔑。更何况当初清兵入关之后,以马上得了天下的清廷,曾经制造过文字狱,让江南士绅血流成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与汉族民众结下血海深仇。而诸如杭州庄氏《明史》之类的血案,则让江浙士子刻骨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光复会几乎就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一脉反清士子的历史承继,在其“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的革命宗旨里,未尝没有历次文狱血案的记忆。满清的皇太极多尔衮也罢,康熙乾隆也罢,比起明朝朱元璋家族的历代皇帝,或许更有头脑也更有活力,但叶赫那拉氏毕竟背着弓箭骑马打猎出身,在文化上脱不开荒蛮和愚昧。陈寅恪所表彰的王导,懂得如何笼络江东士族使东晋王室站稳脚跟。清室的皇帝再英明,也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智慧。因此,梁启超所心仪的君主立宪,只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反光折射,具体到中国历史的变革,不无将满清王朝理想化的嫌疑。
   
   不过,作为中国现代报业媒体的开山,梁启超之于报刊新闻的功能,一目了然:“去塞求通。”至于报刊的两大天职,梁氏的定义至今依然如雷贯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由此定出办报的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值得当今中国所有新闻业者悉心领会。之于梁氏有关健全舆论的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可能已在当今中国的许多新闻人士身上,丧失殆尽。梁启超基于上述原则所创办的《时务报》,在今日中国已成绝响。虽然人们不得不承认,此乃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奠基,中国报刊史上一块永恒的界碑。
   
   章梁并称的另一层意思在于,彼此全都正气凛然,高风亮节;公心私德,无可挑剔。梁启超虽然在政治上温和,在文章里却披坚执锐,一往无前;酣暢淋漓之际,索性把小说也当作改造社会的革命手段。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士林领袖,梁启超又有着人情味十足的一面。一篇短短的悼亡之作,声情并茂,一展男儿柔肠: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如此琴瑟之合,唯有章太炎与汤国黎的相濡以沫,方可媲美。
   
   梁启超一生固然精彩纷呈,章太炎其人更具传奇色彩。章氏性情,远溯汉末党锢英豪。《苏报案》发,章氏当门而立,朝着巡捕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拍案而起,以袁氏所赐之大勋章作坠,摇着折扇,上门痛诋。章氏思路,颇有顾炎武之遗风;其学术成就,更是惟有过之,绝无逊色。章氏政论,影响卓著。尤其那篇举世闻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义正词严,掷地有声。提及清廷文字狱,章氏奋笔疾书:“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针对康有为自承天命,章氏一语道破:“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
   
   梁启超文章,通俗明快,文采斐然。章太炎行文艰涩,不修边幅。如“况于廷杖虽除”一语,下半句理当是“诗案史祸尤毒”,章氏却拖拖沓沓地用了三句完成,还不无累赘地“较诸廷杖”。以下的历数文狱,也不必那么重重叠叠。然则章文的凛然之气,却并不因此有所损减。梁氏时文,蓬蓬勃勃,充满青春气息;章氏政论,愤懑激越,一派侠骨嶙峋。同样的激情,在梁启超被诉诸对未来的憧憬,在章太炎则全然刑天舞戚。倘若说,梁文洋溢才华,那么章文则是风骨傲人。
   
   在章太炎文章的景深处,可以影影绰绰地读出的,既有明末清初的士子遗恨,又有历次文字狱的斑斑血泪,更有光复会诸子的行侠风采。清末民初那场翻天覆地的剧变之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最具人文底蕴的则是光复会诸子的铮铮侠骨。这股生气勃勃的历史承传,不止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之流,也不止可以追溯到汉末党锢精英诸如陈蕃李膺杜密范滂之辈,最远可以上溯到《山海经》里的一个个民族神话人物。倘若可以将中国文化分作经由言语文字承传的有形文化和不经言传而直接诉诸生命本身的无形文化,那么《山海经》所呈示的人文秉赋,并不见诸历代文史的各种言说,而是见诸一个个活泼泼的传奇人物。这些人物通常是被史家所修的历史边缘化的,但又总是会在不同的历史关头,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大困境在于,其最深邃的人文底蕴,恰好是无言的。而那些最富人文意味的人物,又总是被边缘化的。伫立于清末民初的革命景致,也同样如此。其最为亮丽的风景,无疑是光复会志士徐锡麟、秋瑾的慷慨赴义。然而,由于光复会诸子不以孙文为然,即便悲壮如斯,也被淡化于几近无形。其间最为荒唐的是,那个杀害陶成章的刺客蒋中正,竟然会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领袖。蒋氏当道,挥动白手套四处检阅之际,谁也看不见那上面所沾有的陶氏鲜血。以后的史家,无论是提及光复会还是提及陶成章,全都轻轻一笔带过,然后将笔墨倾注在孙文或者蒋中正身上,以示历史眼光的如何深刻。写历史的诸公向来只关注赢家或者曰之胜利者,从而导致人们之于历史的阅读,很难读出其无言的人文底蕴。然而,当人们想要检视这段历史的精神光谱时,却不得不直面由光复会诸子所呈现的那道最为耀眼的人文之光。其亮丽,其高洁,不要说蒋中正,就是孙文,都相形失色。甚至连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都在他们这些江浙同乡的光照之下显得苍白。在江浙士子争先恐后地赴汤蹈火之际,周氏兄弟却安之如素;借用一句毛氏语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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