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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三)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义是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它解决了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的矛盾。本来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议决的,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经由民主所决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义少数独裁者所决定的时候,民主主义与合法主义才会发生矛盾。波兰问题就是一个明白的例子。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拼命诋毁今天真正在国内领导波兰人民抗战、真正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拥护的临时政府为不合法,仿佛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兰人民及各同盟国应当承认与支持的合法政府。但是波兰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据的一九三五年的宪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少数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法”。是人民大众所坚决不能承认的法。而流亡政府过去一贯的政策是消极抗战、积极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他使波兰人民遭受许多不应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牺牲与损失。他对于波兰国家民族没有功劳,只有罪恶,所以他被波兰人民遗弃了,同时也不能不被同盟国家遗弃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击诋毁的在波兰国内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从事实上证明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动摇的政府;所以克里米亚会议上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兰合法的政府了。克里米亚会议对解决这个争论问题的原则,是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为,战争目的是为了民主主义,战争胜利依靠民主主义,战后和平的建立,必须经过民主主义。这是从战争胜利、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解决问题。克里米亚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说: “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确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并创造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达成”。这正是以民主主义来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坚持的“合法”主义。而且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有权利参与解决。和敌人用各种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协合作的反民主的人们,是应该被摒弃的。《宣言》中说:“成立临时政府,当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中,也说到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建议,则说:“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应予以扩大,以容纳没有和敌人合作妥协的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这正是罗邱斯三巨头对准法西斯分子所叫嚣的“合法”主义的回答。他们决没有不顾人民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离开人民、脱离战争,而无原则的支持准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使战争受到损害。他们坚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团结为基础,用民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最高原则。这的确是贤明的决定。伦敦的南国政府同意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建议,伦敦的波兰人士如前总理米洛拉兹柯和农民党、大多数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和半数社会党党员,都不赞成流亡政府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顽固声明。证明了准法西斯分子的顽固的“合法”主义已受到广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的摒弃,只有自趋灭亡的一条路了。我们完全同意克里米亚会议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而确立民主主义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的决定。今天中国内部的统一问题,如何动员与统一全国人民抗战力量的问题,也只有实行民主主义、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径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比如:有些人极力诋毁敌后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及民选抗日政府为不合法的,他们曾努力想法取消这些抗日力量。然而这是巩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着广大人民拥护的敌后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违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为。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显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内部统一问题,也必须循民主途径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决。希望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7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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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
   
   今年元旦本报的第五版,刊登了一个工业问题的特辑。在这里,谈到钢铁和机器,谈到后方和敌后,谈到了厂家的意见,亦谈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断。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我们的条件很困难,因之,我们所能告诉读者的,真不及真相的万分之一。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这一个小小的报导,就足够大家吟味了。看看国际大势,德国法西斯很快就会倒下去的;中国抗战的胜利亦是一定属于我们的,然而,经济的困难,却沉重地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物价是怎样一种状况?产业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只要平常留意报上的新闻,是用不着看详细的数字就可知道的。为什么有这种困难呢?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充分就业”的结果。如果从形式去了解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就业既然充分,过了充分的一定界限,产业便就会像杯中的清水一般,从边缘溢出来。那末,溢出来的东西是不足惜的。因为杯中所盛的,已经够量了;亦就是说,我们的产业之发展,已是达到饱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并不如此。形式逻辑的结论与事实的真正内容,并不能一致。说一句干脆的话,我们的产业是可怜的很的,我们的工业生产还远远落在需要之后,更远远的落在我们的盟邦之后,只有不够,哪里谈得到过剩?然而,事实上,却显得我们的生产,在闹过剩的危机了。这是本质上的生产不够与现象上的生产过剩之矛盾。解释这个问题的途径,应当全面地去寻找矛盾的症结,而不是在现象的面前愣住,把缩小生产作为办法。还有些人,认为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力不够的产业单位之没落,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让他们没落,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促进大生产发展的功用。因此,面对目前这种形势,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们的重点主义将会在中小生产的废墟上长大起来?!其实,这亦是不合事实的想头。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则伴着中小工业衰落的,将不是大工业的发展,而是囤积居奇的商业资本和充满着寄生性腐烂性的特种资本之发展。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事。中国的工业必须大大的加以发展,它并没有饱和,它并没有满到边缘,目前溢出来的那些水,乃是由于杯中投下一些石块。投下石块,不但水会溢出来,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险。我们很同意一位工业家的谈话:“民主和科学不可分,工业本身就是科学的体现。离开了民主政治,科学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离开了民主,工业亦只是为了绝少的人的利益而耗尽了工人的劳力”(见元旦本报第五版)。我们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话:“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固然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同上)。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经济上的民主是解决当前这个纽结最基本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上述的种种困难,才能使提高生产再不至遇到种种制约,才能逐渐克服这一个本质是生产不足而现象是生产过剩的矛盾。——《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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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不是专卖品
   
   抗战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专卖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业。谁也不能自由到说:这玩意是我的,高兴给谁就给谁。更不能自由到说:“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1月22日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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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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