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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十一)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主。解放区实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让各阶级、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出来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经服务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长柳,是救国会派人士;比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十八个人中间,只有六个人是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够实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政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运动,选举出来的。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九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是共产党员。各位听众!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六个是共产党员,参议会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可见得,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呢?这就是因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好让更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产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或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三分之一,怎么办呢?那当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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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议会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么不同呢?先让我们看第一种。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于这一任务本身的政治意义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一问题也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痹。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方面议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 “模范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自家人”。第二种怎样呢?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来时勉强,进门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有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的进行起来: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解论,照样的“完成任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士合作,但是实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不愉快的客人”。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作,依旧是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面,共产党员 ——首先是被选到议会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的、深入的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击,以至一事无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忆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的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先锋、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了。党已经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毫无异议的全体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只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的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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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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