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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之子去重庆,为何没有悟性?

   来源:开放
   近日网上读报,看到一条新闻,令我颇多感慨。这篇文章首先引用了叶挺的一句名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然后说,昨天,从深圳飞抵重庆参加“11·27”60周年纪念活动的叶挺将军四子叶华明,首次披露《囚歌》是叶挺在渣滓洞监狱时送给郭沫若的寿礼。做为叶家在大连的一个好朋友,我感慨之余,也很吃惊,并为李淑卿大姐及他先生叶华明捏一把汗,薄熙来这个以前根本看不起叶家后代的人,为何现在摇身一变,良心发现,大发思古之幽情,念先烈之功绩,把他们请到重庆去了呢?
   据我所知,叶挺有9名子女,7男2女。叶华明现年75岁,是改革开放中风靡全国的科技领军人物,任职过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算是先科的创始人。现已退休,他的太太李淑卿原籍大连。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深圳。
   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报道工作,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大连老球星李长平,因为他在50年代曾带领大连造船厂足球队与前苏联队赛过球,获得了好成绩,并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他们一起合影的照片当时家喻户晓,所以李长平成了大连的名人,但我认识他时已事过境迁,虽然他住在大连秀月街一个很简陋的日本房里,十分寂寞,但我出于工作需要,多次采访过他,还在《中国体育报》发表了有关他的人物专访,使他非常高兴,此后我与他成了好朋友,他给我写了条子,介绍我认识他的女儿。后来我调进香港文汇报工作,经常有机会去深圳,便拜访了他的爱女,也是叶挺之子叶华明的太太李淑卿。
   由于那几年,或去深圳开会,或赴香港述职,而我认识的在深港之间工作的大连人不多,我又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很快和李大姐走得熟悉了,大姐在先科激光电子有限公司下属一家企业当经理,为人泼辣能干,快言快语,心肠特别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把我当成了表弟,以至无话不谈。但我却不敢把我在香港用笔名发表文章捅马蜂窝的事告诉她,因为她也是太子党利益集团一分子。现在,我们长达九年不见,很多往事已经淡忘,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家和薄熙来交往不睦,大姐直爽地说,人家是市长啊,多么有钱有势啊!比人家,我们算什么?!……后来大约是在1997年,李姐告诉我她和华明要到大连开一个招商会,介绍一下先科的产品,她担心薄熙来会不理他,还曾请我与其秘书联系,并在文汇报上宣传,还真不错,那天薄市长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和叶华明一同剪彩,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叶华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和薄熙来一样,都有那种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和傲气,但从会场上看,显然薄熙来对叶华明不太看重,甚至莫名其妙地问我他是叶家老几,难道他与叶家从不走动吗?也就是说,别看叶挺比薄一波有名声,对共产党的贡献也特别大,但今非昔比,叶华明才是一个国企老板,而薄熙来则是大名鼎鼎的大连市长,这是天壌之别啊!……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的判断。大约是在2000年上半年,李淑卿给我打电话说他父亲出了车祸受了伤,刚出医院,但和交警的纠纷未完,需要找人帮忙协调,问我能否托到关系,我问她为什么不和薄市长联系一下,我强调说,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和交警发生争执,就等于和公安局撕破了脸皮,而大连公安在局长孙广田的领导下,孙是薄在金州当七品芝麻官时的铁哥们,最稳妥的办法是求他发话,我还提醒他说,你不是在上次的会上见过他了吗?她很失望地说,他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呀,怎能求动他呢?我想象他们都是革命红后代,理应互相帮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当时那种帮不了父亲,无奈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而随后李长平跑到我办公室苦诉交警执法不公的表情,虽事过多年,我还记忆犹新。

   现在,既然他们中断了联系很多年,根本就没什么交情,为何忽然开始有了来往?叶华明和李大姐均已退休,连深圳先科的老板都不是了,怎么会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想起来了?他们双双获得盛情邀请赴山城做什么呢?我搜肠刮肚,颇废思量。
   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说,据介绍,叶挺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叶挺则是一战成名的“铁军”独立团团长。战争的紧张和残酷,使郭沫若与叶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我想,郭沫若和叶挺关系如何,见证人已不多,现在古稀之年的叶华明怎么讲都行,只是别看薄熙来的脸色编故事就行了。
   上述报道表示,像叶挺一样高高个子的叶华明说,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父亲被国民党囚禁于上饶等地,后监禁在湖北恩施。父亲被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时写下了《囚歌》,并在郭沫若生日时当寿礼送给他。当时母亲也到了重庆,通过周恩来找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准许母亲探监。母亲在探望父亲后,父亲便把《囚歌》交给母亲要她转交给郭沫若。母亲把《囚歌》秘密藏在衣服中带出后,交给了郭沫若。叶华明的夫人称,皖南事变后,被关押的叶挺写《囚歌》送给郭沫若当寿礼,是要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
   我想,这段话有利地说明了,共产党不如当年关押他父亲叶挺的国民党,他在狱中还可以写诗,写了还可以已通过探监人秘密地带出来,相比一下,现在被薄熙来关押在狱中的人,不论是因言获罪的政治犯,还是站错了队的所谓贪官,或是其它被指控为黑社会的犯人,有哪个能被当人善待?有哪个人能够狱中吟诗作赋,并带出来发表?据报道,重庆被抓的人,大都被编了号码,严加看管,连真名实姓都没了,还有的法轮功学员不明不白地惨死在狱中,连为他辩护的北京律师张凯和李富春都被警察公开殴打,不知叶华明和李淑卿是否知情,做何感想?说句不好听的话,共产党不仅堵死了囚徒的自由之路,连象狗一样爬出来的洞,也不给弱者!比如成都以死抗议政府强拆的烈女唐福珍,既便浇油自焚,也不能唤醒官员的良知,其家人还要被加以暴力抗法的罪名投入监狱。薄熙来更是胆大妄为,他砸烂公检法,成立200多个专案组,共动员7000余人,抓捕所谓黑社会和贪官,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当年主持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子戴笠,已经远远地不如薄熙来厉害!
   这篇报道还引述叶华明的回忆,他介绍说,叶挺被国民党秘密押往渣滓洞监狱,这时叶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有较长时间,怎么让党组织知道他已到达重庆?叶挺上厕所时都在思考怎么能把信送出去,他想到了留信。爱抽烟的叶挺拿出了烟盒纸,用随身所带铅笔写下了:“请转恩来同志,我已到重庆。希夷”然后把烟盒纸压在一个砖头下,当时等在厕所外面的特务也没有发现。经过一周的时间,才被不知名的人转交到周恩来手中。这说明国民党再坏,还能让叶挺身上有铅笔,他还能有机会把信藏在砖头下,甚至还能找人把信传到周恩来手中。现在,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严密监控下,类似奇迹能出现吗?叶华明应当明白,如果他父亲现在坐了薄熙来的牢,别说吟诗转信,连命都保不住!他恐怕只能成了可怜的乌小青!也可能就没有了叶华明家人后来的故事。
   文章又描述了国民党特务对他们的监控,它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父亲的命运带来转机。叶华明说,父亲从湖北恩施坐专车到宜昌后,再坐船去了重庆。他说那时乘船非常慢,到达重庆后也不能及时到歌乐山监狱,住在朝天门码头一个小旅馆里,父亲和他们兄妹三人住楼上,特务们住楼下。那年,已经11岁的叶华明、妹妹叶扬眉和哥哥叶正明,懂得如何理解父亲,并按照父亲的话去办事。父亲考虑到让三个小孩跟在面前,受特务监管,很苦还不能上学,便思量着如何让孩子去找周恩来。父亲躲开特务的监视,写了一张字条,上书:“我已到重庆,三个孩子交给您照顾,拜托了!”三个孩子趁特务只留下一人监视之际,溜出了小旅馆。没走多远,一个特务回旅馆,与孩子们碰了个正着,问他们去哪?叶华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答道:“父亲想吸烟,叫我们去买一包回来。”孩子们躲过了特务的盘问,雇了两辆人力车,并嘱托车夫说:“我们多给你钱,你快点把我们送到曾家岩50号。”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其他人带上三个孩子赶到旅馆,非常遗憾的是,旅馆经理说人已走了十多分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述特务对付叶家后人的卑劣手法,如今共产党都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他们把高智晟不知道关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太太耿和和孩子也不得不逃往国外,只能通过美国国会呼吁寻找这位敢言律师。这颇象叶华明他们的经历,但也不如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还没有逼得他们背井离乡,跑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避难。我很想不通,既然坐牢很苦,特务迫害他的家人很不人道,薄熙来和叶华明也吃过苦头,为何不深刻反思,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为何不利用手中的权利,推进民主,改变目前这种一党执政践踏人权的社会制度呢?他们在重庆交流什么荒唐可笑的强盗逻辑呢!面对渣滓洞,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现在整个重庆已变成了一个比渣滓洞还要残暴百倍的大监狱?叶华明该明白,他父亲誓言烧毁的现代版活棺材正是他们搞的!
   我记得以前和李大姐闲聊时,也听她讲过有关他们叶家子弟改名的故事。上述文章也不厌其烦地讲了周恩来为叶家孩子改名的过程,重复这段陈芝麻烂谷子,使我恍然大悟。至此,我们终于读明白了,薄熙来请他们到重庆,是为了利用两个老人做宣传,给他们正名,以便证明血统论的天经地义,同时也是为了化解以前和叶家以至其它太子党子女的矛盾,进而请他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以薄熙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向胡温为代表的共青团派施压,在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夺权。不论薄熙来,还是叶华明,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思维定势是,胜者王,败者寇,前者胜把别人关进渣滓洞,后者胜亦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更好的路可走。其实面对21世纪的地球村,他们应当知道,只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包括他们及家人在内,不可能在历次内斗中稳操胜劵,一旦失势,他们都会面临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不论薄家父子,还是叶华明和李淑卿夫妇,都曾有过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时候,为何他们始终没有记性与悟性呢?
   2009年12月7日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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