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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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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批判

陈明批判----《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阅读札记

   要目:前言一、从蒋庆说起二、关于民主自由四、关于本体五、体用续论六、关于新儒教七、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关于儒家和宪政附:陈明访谈尾声

   前言翻阅陈明新著《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陆续记下了一些读后感,另有不少地方借陈明酒杯浇自家块垒、借批判名义阐自已观点,一并集合整理于左,以就正于陈明及各路方家,不当之处,欢迎直言。

   总标题中的批判一词为中性,评论、解剖、审判、论断之意。东海“看人”从不预设立场,对陈明也一样,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可者可之否者否之,一切以陈氏文章为依据,以儒家义理作法官,以便经得起各方高人的法眼鉴验。

   一、先论蒋庆东海对当今儒家群体普遍轻视,蒋庆陈明是例外。二位是当今大陆除东海外儒家的两大典型、两座重镇,几年来受到我一定的关注。

   儒家南北双雄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

   蒋庆在儒学上造诣颇高,然欠广大。“以中囯解释中囯”观点显示他文化态度的狭隘,对民主自由的评价有欠公正和客观,体现了政治立场的保守。

   在学术上,“以什么解释中囯”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以中囯解释中囯,好,以西学解释中囯,也行。非“以中囯解释中囯”不可,反而是一种“道理”上的不自信。

   关键是要把握“中国”,把握住和谐、经权、民本、人道、仁政、德治、中庸、性善、体用不二等等儒学原则,还有中华文化的本体论、心性论---传统中的体用不二、天人合一、心物一元、性善论诸说,都是围绕着中囯色彩的本体论和心性论而展开的。一句话,作为儒家,是否把握住了仁本才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仁本主义,详见《仁本主义纲要》一文)。

   把握住了仁本,就把握住了“中国”,借用蒋庆的话说,就可以“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就可以“把儒学从西方学术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使儒学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纵然以西方某些概念、理念“解释中囯”,也不用耽心儒家被西方学术“殖民地”了。

   大本确立,一切器物、制度、概念乃至某些理念,包括整个西学都可以作为工具,一切都可以根据仁义原则化而裁之、汲而取之、超而越之,东海大良知学就是一个证明。

   原则上儒学是自足的,别人可以“开”出的,我们也可以“开”出来,但是,自足并非一切圆成、现成。由于对儒学的理解和“使用”受到历史的局限、人为的限制,造成某些方面的落后,对于别人先“开”出来的好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以中囯解释中囯”作为儒门中一家之言,值得鼓励,但不能唯此独对,唯此独儒,否则流弊堪虞。一些儒者受蒋庆影响却变得更狭隘,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价值观不屑一顾,对一切外来概念及词汇不是无知而批之、就是“不敬”而远之,以为这样才是儒家立场,似乎冠冕堂皇,实则迂腐可笑。

   至于“儒学的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的重获,除必要的话语能力、“解释”能力外,还有赖于外在社会、政治条件的成熟,有赖于当代儒者的共同努力。

   关于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观点,有新浪网友在《东海草堂》一段留言言之成理,录此共赏:

   “我一直不太理解蒋的这句话,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像熊梁牟一系的现代新儒派这样大力融通佛家西哲的“附儒外道”自不必说,我看朱子阳明的儒学其“纯洁性”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没有老子王弼思想的奠基,没有外来禅佛的思想刺激下的借鉴收摄,我敢说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根本就不会产生宋明理学的阶段。”

   二、关于民主自由(一)在政治上,民主不会是最好的制度,却是至今为止最不坏的,同时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儒家开发和设计出更好的制度并成功实践之前,民主自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是完全符合《易经》中鼎革二卦之义、符合礼以义起的儒家“大礼”的。

   任何现代的、好的制度都离不开民主原则。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要素是儒家新王道政治不可或缺的,比如,没有宪政法治权力制衡,王道就有空洞化甚至演变成为霸道之虞,而儒家强调的民本就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正如陈明所说:

   “我认为儒家文化需要重建,需要接纳宪政、自由、民主诸观念,适应时代,以很好地承担起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东海注:这里的“重建”并非另起灶,而是发展、升级之意)

   “传统社会在结构上是以小农共同体为主体、利益关系上是以共同利益多于且大于差异利益为特征、博弈规模较小、范围有限而具长期性或反复性,而现代社会以工商为本,个体和法人成为结构主体、利益关系上是以个殊利益多于且大于共同利益为特征、博弈规模大、范围开放而具有流动性。这些改变,必然导致价值尺度、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改变。从礼俗发育而来,以熟人社会、同质结构为经营对象的儒家政治哲学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因此,他接受现代政治价值观念即主要经由自由主义思想家论证阐释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等观念以扩展儒家思想的话语空间,主张参考现代政治技术即由前述观念导引出的宪政、民主的制度精神以重建保障公私生活的制度模式。”(《大陆新儒学略说》)

   “使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打上儒家的烙印,成为儒家式的。目的无它,只在使正义得到可能的最大程度的落实。”具体来说,儒学“作为地方性知识,作为民族心态的观念构成,是外来观念落地生根的中介环节”(《“原道”与大陆新儒学建构》)。

   可见陈明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的把握优于蒋庆,文化胸襟更为宽广,政治立场更为现代,在政治方面与东海较接近。

   (二)陈明对自由主义抱有相当的尊重,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对传统充满敬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则充满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同时也不无批评,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内在道徳资源严重不足,同时一些自由派对中华文化的认知颇为无知。这正是纯正的儒家立场。陈明说:

   “前面提到自由主义话语是个人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在对人的权利给予足够尊重的同时,人的内在价值如道德、文化等历史内涵被严重忽略、消解;欲望成为最基本和最后的抽象本质。”

   “一些自由主义者对于文化认同问题表现得十分傲慢无知,原因如何不得而知,但使得其政治目标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则是肯定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对外不能区分制度与国家、对内不能区分政治与文化,所以由肯定自由而乌托邦化美国,由批判专制而妖魔化传统。…真正的自由主义,只能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大地上。中国文化是它的一个平台,是一个基座。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顶多只能用于批判,而现实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建设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的落实,程度和方式是有历史性地域性特征的。”(《“原道”与大陆新儒学建构——陈明、王达三对谈录》)

   这些话如实如理,十分中肯颇有卓见。《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作者简介中有这么一句话:“儒家传统的重振必须同时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既要为文化认同的维持提供象征,又要为自由民主的落实创造条件。” 就凭这一句话,比起某些骂陈明为伪儒和叛徒的“新儒家”就正宗得多、正义得多。

   (三)综上所述可见,与蒋庆相比,陈明的现代性、开放性、灵活性和时代感要强一些。就儒家仁义、体用、经权、常变诸原则来说,陈明“义”气重一些、“用”处大一些、“权”力多一些、“变”术灵一些。

   陈明的这四个“一些”,其来有自。他在《即用见体再说》中写道:

   “圣人的‘话语’作为特定情境中关于存在的体会、表述,自然也只能是阐释性的而不能教条化。诚然,六经如道路、路标,昭示着生命的意义和方向。但这些意义和方向,在先王处是与踏踏实实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我们只有以“在路上”的自觉,用自己的人生感受将那些“路标”、“方向”整合激活,才可能获得对六经意蕴的亲切体会,从而走出自己的路,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段话接着认为“把‘道’、‘理’与‘天’捆绑而本质化、绝对化是非常危险的” 云云,我不认同,详见后面关于本体的论述)。

   “六经如道路、路标,昭示着生命的意义和方向”之言与陆王心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原只是阶梯”精神一脉相承。有了这样的精神,就可以避免“死于句下”,从而既尊经又不会将圣贤的经文教条化,既坚持原则守死善道又具有一种现代、开放、灵活、宽大、通权达变的胸怀。

   在儒家经权论中,经,可以指儒家经典(六经)和仁义原则,但更是指向心性本身。在王阳明那里,作为本心本性的良知才是最高的真理、绝对的大经。对于良知而言,任何经文典籍都是过河之筏、标月之指,不论多么重要,仍是工具意义---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学苟知本”,六经注我可,我注六经可,自造新经可----明乎体,从心所欲不逾矩;得乎道,信步行去都是道;知乎本,信笔写来都是经。要注意,六经皆我注脚是有前提的:“知本”。否则,飘浮莽荡,“六经注我”不够格,“我注六经”必出错,自造新经更是妄言。

   何谓本?本性也,本体也。

   四、关于本体(一)即用见体是陈明的“中心思想”之一。关此,陈明作了独到的阐析,值得某些守旧派儒家及马克思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参考。

   “体”在陈明那里有两层含义:一指具体的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思想话语系统,如董仲舒等所建立者;一指抽象的传统文化的最高之道,如孔子的仁,朱子的理,阳明的良知。他说:

   “即用见体的重心在“用”,“体”则是开放的——在第一层意义上与世推移,与时偕行;在第二层意义上因意志而生生不息。作为圣人之所以为法,它收摄于圣贤之心。它跟“圣人体无”的“无”一样,本身是不可训的抽象,能见能说的只是它通过仁人志士的活动而在特定历史中的显现,如周公的礼、孔子的仁、孟子的仁义、董子的天、朱子的理、阳明的良知等等。它不是天理,不是理念或绝对精神,也不是什么不可知的神秘物自体。它是饱满具体的生命存在,是情怀、意志和智慧。”

   这样的理解,比一般学者固然深刻得多,但仍不够确切和谛实。孔子的仁,朱子的天理,阳明的良知等,作为儒家所证悟的本体,具有“天行健”生生不息的特征(易经中的“天”、“乾元”皆指称本体),但它不是“因意志而生生不息”的。它的健动生生是自然而然、法尔如此的。相反,人类意志是它的产物,意志因它而生生不息。

   另外,“周公的礼”与孔子的仁、阳明的良知等不是一个层面的。仁和良知是体,礼是用、且主要是社会政治层面之用。仁和良知可以开发和涵盖礼,礼以仁和良知为本但不能涵盖之(礼本乎义,义本乎仁,故可以说礼的精神是仁。一切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包括周公所制之礼都是仁之用。体用不二而又有别,不可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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