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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利驯服权力

   来源:民主中国
    一年前的12月8日,《零八宪章》在互联网公布的前夜,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中共拘禁,今年6月23日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12月9日,中共冒天下大不韪,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刘晓波。这使我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启动的那场人权运动,胡适先生起草《人权与约法》,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月》杂志公开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和《新月》杂志主编的罗隆基,在该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论人权》中,揭露国民党“一方面鼓吹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实行一党独裁”,结果他在1930年11月4日仅被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拘押5小时,释放后照样可以公开发表《我的被捕经历与反感》一文。上世纪30至40年代,以自由主义者为主的民主党派开展了宪政运动,最终在1943年9月促成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国共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同样以民主自由的名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共两党,独揽大权,无不被一时的权力烧昏了头脑,被权力所腐蚀,最终以独裁专制结束,异化成自己当初革命的对象,难逃权力的周期律。中共更是集古今东西方邪恶精粹为一身的怪胎,空前绝后,成为值得人类文明永远反思警诫的反面标本。国人百年来追求共和的道路,转了一个怪圈,又回到了起点,重演了几千年来循环上演的旧戏,所谓“进步”不过是那把权力的交椅换个新主子罢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也是世界的缩影。随着中世纪后信仰的衰落,理性、科学的进步,代表人类美好而天真愿望的乌托邦从空想走向实践,无论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左翼的社会主义,都迷失在对理性和权力的崇拜中,导致人对自身的狂妄,失去谦卑,虽能创造一时表面好看的物质辉煌,但终究难逃厄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趋势随着上世纪末东欧剧变而逐渐衰亡,只在中国、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苟且。今天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病毒的变异,依然是一朵罂粟花般的“恶之花”,看上去很美。今年所谓“国庆”期间,天安门前,将凡人高举的大幅偶像,由年轻一代再次唱起的代表蒙昧崇拜的《东方红》,与用现代科技制造的军械、彩车和焰火一起,组成了一幅多么荒诞、多么可怕的图画,令世人可笑可悲。
   当下中国社会种种旷古未见的乱象,表面看是人欲横流,实质是人性没有充分解放、人的权利没有保障的畸形表现。由于中共少数权贵垄断权力,经济上官商结合,没有公平竞争环境,人们正当的创富能力难以发挥;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没有制衡和竞争,优秀的政治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逆淘汰的潜规则使贪官污吏如鱼得水;一党专制导致司法难以独立,依法治国形同虚设,司法不公使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导致社会向丛林法则倒退,黑恶势力猖獗;社会生活由于官方全能主义的干预,公民社会的自治组织难以发育,信仰自由被遏制,人们心灵空虚,社会责任感缺失,犬儒主义泛滥,道德沦丧;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民意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文化、教育因党文化垄断,缺乏独立、宽松和多元化,导致体制僵化,人们信息闭塞,视野狭窄,循规蹈矩,工具化的教育,难以出人才、出精品。政治生态的失衡是导致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破坏的总根源。与过去相比,奴役国人的一党专制牢笼仅仅稍大而已,性质没有改变。

   要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必须立足于人的权利,而不是依靠权力。美国总统布什曾在他的演讲中向选民们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民主国家和东欧剧变的实践以及中国的历史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向权力喊话、寄托于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走向民间,从自身权利出发,才能驯服权力,从根基上推动社会进步。早在上世纪初,章士钊就指出:“国为人而设,非人为国而设也。人为权利而造国,非国为人而造权利也……”(章士钊《复辟评议》)只有人权的崛起,民族和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否则只是权贵的暴富和强权的崛起。
   现阶段我们所能做的一是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表达,二是通过维权逐步让我们的宪法权利变成现实。
   真实地生活就是努力按人性的良知、按宪法赋予的权利去生活,让日常生活逐步回归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不被专制体制无形的潜规则所束缚。李敖说得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所列举的,一条一条列举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出版,言论自由,罢工自由,什么都有,每一条都列举出来了,我不以为它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它就是真的。”(李敖2005年9月21日北大演讲)我们要像当年东欧民众那样重建民间社会,在官方体制外,以各种形式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二经济、第二文化、第二社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
   真实地表达可分为间接表达和直接表达。间接表达就是像《零八宪章》响应者那样,坦然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广泛传播《零八宪章》(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同时在《零八宪章》签署者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上签名声援(签名信箱[email protected]),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生活中,将他人的遭遇、他人的抗争与自身的命运连在一起,至少从道义上给予支持。直接表达就是在公共空间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反映真实的状况。有位国安负责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许多人都明白,人家就是不说。”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学聪明点儿,祸从口出,自觉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就像影碟里蹩脚翻译的那个词:“收声”(即住口、别说话),以维持社会不公现状的“和谐”和中共特权地位的“稳定”。这充分印证了哈维尔所指出的后极权时代的特征:“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中共现在已经不再奢望民众相信它了,只是竭力保持人们对它的恐惧,维护其权力垄断。另外,从中共以言治罪的反面效果来看(如今年六四和“国庆”期间我被国安带走秘密软禁,详情可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和《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也恰恰说明自由表达不仅有效,而且十分重要。想当年,1921年,27岁的毛泽东靠他的文笔,赢得了自己的爱人,出席了中共一大。49年后的1970年3月5日,同样27岁的遇罗克因秉笔直书被判死刑,执行前被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专制者的枪弹是权力的延伸,仅仅触及肉体;民间真实的声音犹如自由的空气,具有穿越时空、直抵心灵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挥霍纳税人的钱、建造封锁纳税人的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柏林墙”; 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年开始,中共又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搞“大外宣”,进行“国家公关”,改善中共的国际形象,经所谓学者、艺术家等御用奴才加工包装,将愚弄国人的谎言幻象与血汗工厂的产品一起出口,推向世界,欺骗国际视听(详见何清涟《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
   近年来民众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民主启蒙运动找到了立足点,中国民权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维权成为普及自由思想、促进民主的有效途径,对中共形成了多方面的持续压力。傅国涌在评论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时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傅国涌《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因此,刘晓波以《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命名其书。
   当然,不少现代阿Q因恐惧还退缩在非我中,甚至找借口自我安慰。人的自我解放最终靠自己、靠信仰。我被软禁时,在国安的办公室曾问一个国安人员:“如果全石家庄的人都像我这样你们怎么办?”他只好说:“那没法。不过现在就你一个。”(其实不止我一个,我只是敢于自由地行动起来,开始以喜欢的方式真实生活而已)可见每一个个体对于瓦解邪恶、改善环境的重要性。“从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自主开始而不是按专制者的意志,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如果说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当权者赐予的话,那么如今“一部分人先开始自由起来”,应当成为我们主动的选择。邪恶的强大往往源于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勇敢地活出大写的人字,“绝不跪在地上 /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 好阻挡自由的风”(北岛《宣言——献给遇罗克》)。
                                                 
   2009年12月8日一稿  12月16日二稿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者、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第一批签署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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