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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岂可与郭沫若相提并论?
·勇气可嘉 论点成疑——评《我挺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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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读《自由无肤色》感言

   2009年即将过去。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中国崛起”显然是本年度国际瞩目的焦点之一。其间,北京当局一反以往的低姿态,以咄咄逼人的架势全方位高调亮相。
   
   正如论者所称:
   
   2009年对中共来说,是一个转折年。经济改革从国退民进转为国进民退,政治发展从肯定普世价值转为否定普世价值,军事战略从韬光养晦转为军力威慑,民族政策从以经济赎买为主转为政治高压和军事镇压并重。(未普《2009年是中共全面逆转年》,RFA)

   
   上述“转折”之中,其在文宣方面的举措甚为值得注意。中南海现领导一改邓小平“韬光养晦”及“不争论”的既定方针,自年初起即“组织几十名官方学者,以集团冲锋的战斗姿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上,每周一期,每期一版,连续多个星期集中发表文章大批普世价值。”最高层头面人物也一再登台,对民主等普世价值肆意抨击,予以彻底否定。
   
   然而人们记得,仅仅一年多之前,在2007年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西方特有的,而是举世共有的。此话言犹在耳,曾几何时却转了个180度,由肯定到否定,变调何其快也。
   
   非但如此,在所谓“60周年大庆”期间,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精心组织名为“六个为什么?”的政论性节目,强调“中国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如果盲目引进,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对此,有论者指出:这“说明中共从金融危机中获得了诡异的自信,他们无需再伪装进步,无须再顾忌坚持一党专制会引发外界的反感。”
   
   不过,坐拥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北京当局固然财大气粗,上世纪末以来GDP的年增长更保持在8%以上,在全球罕有其匹,但那只是表象。有论者指出除了其所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难题,遍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使这种繁荣能否持续成疑;更严重的是表面的繁荣底下,道德基础极为薄弱,国人精神存在领域的平庸和精神支撑领域的无根,已呈普遍状态。(张博树:《“共和”六十年(下)》)
   
   因此,北京当局全力开动宣传机器的结果,并不能增加其软实力,使谬误成为真理。例如,有关“普世价值”存在是否这个命题,陈奎德博士一篇13年前的旧作《自由无肤色》(载《纵览中国》),便使中南海御用文人新近声嘶力竭的诡辩,如同当年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诸论,“如‘后殖民论’、‘文化霸权论’、‘文化相对主义’到‘亚洲价值论’,‘中国式第三条道路论’,‘制度创新论’”,以及“话语理论”等一样,显得不堪一击。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林林总总否定普世价值的高论,尽管极力乔装打扮,旁征博引,新词充斥,道貌俨然,归根到底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作者高屋建瓴,抓住要害,往往聊聊数语,一击即中,使之画皮剥落,无所遁形。
   
   比如下面这几段:
   
   据说,按照“话语理论”,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性普遍性。人们所谓的普遍价值实际上都是在某种“话语”所控制所操纵下的产物。
   
   既然如此,人们当然就有理由追问,这种如此高妙的“话语理论”本身有没有普遍性呢?如果它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于所有情况,那就说明有些价值并不是在某种“话语”所控制下的产物而具有普遍性,则该理论破产。如果它享有普遍性,则说明世界上确有普遍性存在,则其理论也破产。所以,是“进亦忧,退亦忧”,这种时髦的话语理论难逃其逻辑上的两难困境。
   
   当然,如果追问一下该“话语理论”本身是否在某种“话语”控制操纵之下时,他也会陷入同样的尴尬。(《自由无肤色》)
   
   “话语理论”诚然站不住脚,“话语权”却不可容视。中共乘“崛起”之势,不惜动用数百亿元人民币,向国际媒体大举进军。可是,俗语说得好:许多事无钱万万不能,但钱也不是万能。前不久的法兰克福书展,据说北京花了5000万元,企图为“新中国”的出版自由做广告。但百密一疏,由于对戴晴和贝岭应邀出席的事件处理失当,结果自曝其短:暴露出扼杀言论自由的狰狞面目,从而遭到德国以至欧盟各国民众的唾弃。表达自由属于普世价值,不管中南海的“理论家”如何巧言令色,否认“普遍性”的存在;也不管与会的王蒙们如何信口雌黄,说什么中国文学正处于“最好的时期”,“墨写的谎言”毕竟掩盖不了禁书的现实。
   
   作者不仅言简意赅地在理论上击中对手的死穴,更从现实生活中拆开其言行不一的假面。例如下面两段:
   
   西方“后学”诸公把“人权自由民主”视为西方主流支配其他民族的“霸权话语”。而令人困惑的是,他们这些高妙的“后学”理论却只有在“人权自由民主”这种“霸权话语”的社会中,才能生产发表出来,而他们自己是想也没想过要去那些缺乏上述“霸权话语”的社会中讨生活的。至于问到他们向其他未受“污染”的民族推荐何种非“霸权话语”式的生存方式时,对不起,没有。我想,他们恐怕还不好意思推荐“人权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极权奴役专制”罢?
   
   事实有时比一千种理论更有力量。其实,关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的问题,从前东德到前苏联,从香港到北韩到光复后的越南,环顾世界,你只要去观察一下全球人员逃亡庇护的单向性,就一切大白于天下了。(《自由无肤色》)
   
   首段揭示的现象当然不以那些舞文弄墨者为限,连中南海衮衮诸公之子孙辈亦不例外。一方面极力指责西方民主制度,并竭力鼓吹“中国模式”的完美;另一方面又对欧美国家趋之若鹜,千方百计让后代成为“霸权话语”社会的一员。如此口是心非,其“理论”岂非不攻自破?
   
   除此之外,该文把作为“最新最前卫的西学”的“后学”,跟曾经“一时疯魔神州”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指出其共同点:均为“最新最先进的‘科学’”;同样“批判‘虚伪’的自由主义英美文化”,“满足了知识者抗拒西方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结”。是不是新的就一定先进呢?民族主义天然合理吗?
   
   歌德诗云:一切的定理灰色,生活之树常绿。在柏林墙倒塌了20年的今天,经过无数事实的检验,上面这两个问题早已有了鲜明的答案。
   
   回到“普遍性”这个命题。该文指出:
   
   在互相隔离的人类多种文明中,仅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形态,而在其他文明中并未独立自发出现这种形态,这就表明它是个特例。……然而,一旦各种文明有了空间上的交流和接触,这就提供给了各文明中的人们以比较、选择和检验的可能性,各种制度形态在满足人们的意愿、保障人们生存质量及其延续的竞争能力方面就表现出了差异,其中的优胜者就可能获得各种文化的青睐,从而取得普遍性。(《自由无肤色》)
   
   此无疑乃不刊之论。可以预期,中共的辩护士们仍将负隅顽抗,对此,不妨奉赠其祖师爷毛1945年6月的一段话:
   
   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愚公移山》)
   
   我们不应因人废言。64年之后这段话并没有过时。
   
   (09-12-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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