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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心灵革命”应予彻底否定——读《“共和”六十年(下)》感言

早在本月12日,即拯救了中共的“西安事变”63周年纪念日,得阅张博树博士新作《“共和”六十年(下)》。拜读之后,深感全文高屋建瓴,气势磅薄。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其中将“国人目前的普遍精神状态”,概括为“精神存在领域的平庸和精神支撑领域的无根”,准确生动,言之成理。
   
   
   作为反思中共建政一甲子之成败得失的系列学术论文终结篇,该文突出的特点与优点在于冷静客观,持平公允,毫无激愤之语,而充满补天之诚。其最后一段以“再造共和,再铸民魂”作结论,思想深邃,热情如火,流露出一片赤子之心。倘与当年白桦名作《苦恋》相比,同蕴爱国爱民之忱,却绝无诘责当局之词。温和含蓄如此,若借鲁迅用语,其风度可谓“费厄泼赖”之至矣。
   

   
   不过,张氏虽一片恂恂君子的儒雅之态,当局却并不对之还以“费厄”。就在我们这位享誉国际的宪政学家、18年来“助研”职称原地踏步而毫无怨尤的博士,一如既往建言不断笔耕不辍之际,中国社科院与年关岁末悍然宣布将其除名。此举恰好证明张文所提有关“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的一个重要论点,即:
   
   
   如此惧怕批评,惧怕“异议者”,惧怕独立的公民社会,绝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所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今天的“崛起”和“强大”又是表面的,它的肌体深处还有太多的病灶,需要探查,需要诊断。
   
   
   值此张博士横遭中共粗暴打压与迫害之际,笔者仅对之表示诚挚慰问。衷心祝愿其煌煌巨制---计划为六卷的《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最终得以胜利完成。
   
   
   与此同时,本着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仅对该文一处有关“心灵革命”的论述提出商榷。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媒体秉承“党”的旨意对“致富”的歌颂,当然是对文革年代“斗私批修”的反动;但官方的讨好战略,主流意识形态一唱30年的致富经,却使整个民族看上去显得如此平庸。须知,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懂得要对财富追求施加伦理限制的道理;(注14)而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西方的新教伦理曾经有力地平衡了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对财富的冲动,“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问题是中国人既远离了孔夫子,也不晓得上帝是谁,马列主义与毛思想的神像又在坍塌之中,横流的物欲自然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从文革时革命的癫狂走向改革年代物欲的癫狂、贪婪的癫狂的辩证法。
   
   
   这段话把中国古训与西哲的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今天大陆社会逐利的“癫狂”显得格外触目惊心,无疑堪称作者神来之笔。而“注14”则写道:
   
   
   比如,先秦时代齐国的晏婴就曾提出,逐利不可无度,还要顾及“义”,“废义则利不立”。中国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主张抑商,除了其他因素外,经商活动对人们精神的负面影响是重要理由,所谓逐利行为使人“好智而多诈”,无尽地追求财富只能导致心灵的不洁。我们已经看到,毛其实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部分地由于这一点,才有其“继续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鼓吹。毛的“心灵革命”固然是乌托邦性质的,但直觉地意识到问题并试图解决之,却是毛作为思想者远高于刘、邓、周等人的地方。
   
   
   以上关于“抑商”主张的来由并无深入分析,而且“经商活动”与“逐利行为”亦不能划等号,此处不来细说。只谈毛鼓吹的“继续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底是什么货色,其“心灵革命”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毛作为思想者”是否“远高于刘、邓、周等人”。
   
   
   所谓“继续革命”,全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缜密严谨的“理论”,只是干巴巴的几条毛语录七拼八凑而成。对此,作者在《“共和”六十年(上)》中曾写道:
   
   
   “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它的内容及其理论要旨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3)这个斗争本质上仍然围绕着政权进行;
   
   (4)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
   
   (5)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引向深入;
   
   (6)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套“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那就是毛所谓的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和“要斗私批修”。前者我们可以称为政权革命,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心灵革命。
   
   
   其实,夺“走资派”的权无非是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异己之举,属于中共内部权力之争,说得难听一点叫做“狗咬狗,一嘴毛”,与“革命”完全不相干,谈不上什么“政权革命”。
   
   
   但它和“心灵革命”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一致,即旨在巩固毛王朝的一统江山。毛一心建立的“理想社会”舆论一律,思想单纯---以毛一人的思想为思想,其余均属异端,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予以铲除。
   
   
   因此,“斗私批修”这个纲领等于思想灭绝,较之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做法更违反人性。它所针对的远远超出经商活动与逐利行为。
   
   
   不言而喻,所谓“私”,指的是每个个人。“斗私”,就是根本否定个人利益,只承认集体利益。这和《共产党宣言》所憧憬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提法背道而驰。事实上,毛提倡的“公”把“党”置于首位。而他本人,又凌驾于“党”之上。“朕即国家”,只有他代表人民,他便是最大的“公”。
   
   
   在这点上,毛的“亲密战友”中唯林彪一人心领神会。1963年3月5日,毛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央常委刘、周、朱、邓亦衔尾题词,写什么“学习雷锋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等等,均不得要领。林彪独树一帜,题曰:“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毛的忠实奴才。对自命“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伟大领袖”来说,这才“正合孤意”。
   
   
   至于“修”,则是“修正主义”的简称,但自毛起到其手下所有御用文人,始终说不清何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本就一知半解,完全不懂得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才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讲的变“修”,只意味着没有随时听他的话,不折不扣地照其往往朝令夕改的指示行事。
   
   
   这里不妨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些介绍,因为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曾以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博得毛的欢心。
   
   
   按照张春桥之流的高论,等价交换代表了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每个劳动者的智力、体力不可能一样,其家庭人口亦未必相同,从而导致每人分配所得多少不一。只有按需分配才能实现所有人真正的平等。
   
   
   但按需分配建基于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植根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1958年大陆社会生产力低下,当然绝无可能实行按需分配。于是张春桥在文章中为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大唱赞歌,忆述当时干部从上到下实行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悉皆与人无争、乐也融融的情景。
   
   
   对此,赵树理《杨老太爷》中有句话:“供给制干部要什么钱?当干部又不是做生意!”当时零用津贴都很少,大家都没什么钱。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搞的军事共产主义,虽然再也不合时宜,毛却还是心向往之,故特地为该文亲撰按语,表扬张春桥那种脱离实际的极左高调。
   
   
   其实,张春桥文回顾供给制时“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即王实味所指出的中共根据地内“衣分三色,食分五味”。就拿伙食讲,大、中、小灶之外还有特灶,毛便享受特灶。穿衣方面有毛料、布料的不同,干部和战士的上衣有四个与两个口袋之别,等等。且不说这些区别合理与否,最低限度说明在分配方面当时也不是绝对平均。
   
   
   就毛本人来讲,他当然不必为钱操心。无论延安时期,或是入主中南海之后均如此。50年代起,《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便是天文数字,尽管所有四卷160篇文章中,只有12篇是毛执笔撰写,其余都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秘书,包括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陈云、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林枫、邓力群、艾思奇所作(《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60-61页),数千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却由他一人独得。坐拥如此巨额的钱财,在6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陆,无疑堪称首富。须知那时广州工厂里的学徒工,月入才18元!
   
   
   所以,毛指责别人追逐私利贪图金钱,实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他固然茫无所知,即使计划经济亦要遵循价值规律他也不懂,却一味妄图以长官意志操控一切。例如大炼钢铁“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无偿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动辄过亿,真是挥金如土。弄得本国千万百姓吃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要治下臣民“斗私”,这样的昏君“作为思想者”其理论及举措能说高明吗?
   
   
   反之,“刘、周、邓等人”60年代初面对啼饥号寒的民众,还能保存一点人性,比较务实地努力设法为之解决温饱问题,放宽政策允许经营自留地、自负盈亏企业并开放自由市场,同时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即“三自一包”),使“新中国”总算度过了大饥荒,这不是值得称颂吗?
   
   
   何况这当中出现的“经商活动”规模极小,从事者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其所得利润也极为有限,基本上仅可用于养家活口,岂能对之扣上“无尽地追求财富”和“心灵不洁”的帽子?而“刘、周、邓等人”体恤民情利国利民的权宜之计,有效地挽狂澜于既倒,大得民心,怎能反过来对其肆意贬低呢?
   
   
   行文到此,想起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的一段话,略作改写:
   
   
   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确比刘、周、邓们的思想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独裁者所特有,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毛的高超的理论,并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其高扬“斗私批修”大旗之所为,非但有背于中国人当时以至现在为人的道德,而且实际上是不让人活!
   
   
   总之,毛精心策划的“心灵革命”毫无可取。但于张博士大作全篇而论,其对此的提法仅属白璧微瑕。以上仅供作者参考。
   
   
   (09-12-24)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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