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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问题和张博树的声明

    上月钱学森去世后,他临终提到的一个问题颇受关注。这位备受当局尊崇的大师级专家,对前来探望自己的总理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作为航天科学权威,钱学森提的是“冒不出杰出”的“科学技术发明人才”,这当然令人忧虑。但其实大陆中国在人文科学方面更加“冒不出杰出人才”,此应属尤为值得格外担心的状况。
   

   
   其所以如此,正如杨恒均博客中分析的那样:培养出类拔萃的英才,“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而所有这些,自中共建政以来,神州大地均付阙如。
   
   
   其实,别说钱学森所企盼的那种深孚众望的“杰出人才”,就是实至名归令人折服的开拓型学者,在中国也相当罕见。有的即使已经“冒”了出来,也会遭到“枪打出头鸟”的命运。新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除名的张博树即是一例。
   
   
   据网上资料介绍:
   
   
   张博树,1955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欧陆批判理论,分别于1988年、1991年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该院哲学研究所。著有《经济行为与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美国纽经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等中、英文专著多部。
   
   
   20、21世纪之交,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
   
   
   学者郭国汀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提名其为某项法学奖候选人。为此写道:
   
   张博树先生是一位体制内宪政研究专家,中国著名批判理论与现代研究学者。……是个忧国忧民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富于良知与责任心。
   
   
   另一位论者曾撰文介绍张博树的三本重要著作,即《从五四到六四》、《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结构与建设》。文中称:
   
   
   张博树正在穷毕生之力,集中研究中国专政制度和宪政改革之道,开辟了独树一帜的理论架构,深入地批判了中国专政制度根源及其演变,进而结合现实,寻求解构之道和实行宪政改革的可行性。(《田园书讯》第一期,2009年7月,20页)
   
   
   就现有学术成果及知名度而论,张博树或者距离“杰出人才”尚远;但在“原创批判学术的研究方面迭有建树,著述甚丰,并先后获得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台湾著名大学邀请,前往讲学及进行研究,其同行中似再无别人。
   
   
   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中年学者,竟不能见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继连续18年未获晋升职称之后,此次更被哲学所彻底抛弃。其间来龙去脉,张博士的声明及两份附件中都交代得很清楚。
   
   
   声明指出:
   
   
   (该所)以“旷工”为由做出“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其实是在掩饰把本人“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
   
   
   我本人这些年来发表的大量批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书籍、言论,在社科院那些保守的领导人眼里,显然违背了上述“政治纪律”。这才是社科院犹豫、踌躇了好几年,几次“动作”又不彻底,最终仍然不得不把我“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
   
   
   声明一针见血地打中当局的要害:
   
   
   这些“政治纪律”之上不得台面,见不得阳光,几乎用不着再做什么解释。它们完全违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有关条款,违背中国政府已经庄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违背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这种社科院内部的陋规恶法,早已到了应该彻底革除的时候!
   
   
   可是,对自由和人权的横加限制与粗暴践踏,乃由中共的本质决定。张博树的这个结局在现时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何丰硕,在其所从事的领域内如何“人才难得”,北京当局将之摒除于体制之外,是决不会手软的。
   
   
   其实,对于人文科学的轻视和忌讳,早在毛登上金銮殿之际便已显露,文革时期更臻于高峰。这里不妨重温当年毛的两段语录。
   
   
   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说:
   
   
   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显然毛所关心的是“培养技术人员”,“杰出人才”不在其考虑范围内。文科的学者、研究人员就更被视作可有可无了。此前自大陆易帜起,许多属于人文科学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遗传学、社会学、美学、民族学、法学等等,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受排斥,或被指为“伪科学”而遭取缔。哲学虽仍保留其一定地位,但独尊马克思主义一家,废黜其余各家各派,连马克思早年信奉的黑格尔哲学也作为异端,屡遭讨伐。
   
   
   正由于重理轻文,文革结束后不仅各方面人才奇缺,尤以人文科学类别为甚。经济学及管理科学门下简直形同空白。八十年代起邓小平打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可是获起用的绝大多数是技术官僚,其中清华大学毕业生独占鳌头。这和美国及西欧、日本以及新加坡、台湾政坛高层的人员组成,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基本上俱属大学人文科学出身。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毛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又提倡工人农民和解放军都要“学哲学,用哲学”,跟各级机关干部一样。但中共体制内能真正称得上哲学家者,却如凤毛麟角。最资深的首推“一大”代表李达,他在1921年中共诞生之始出任首位宣传部长(时称宣传主任),不过,1949年之后他变成高级清客。毛将之供奉起来做摆设,故谈不到什么理论建树。纵使如此,其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两篇文章,深入浅出,仍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学术造诣。
   
   
   此外,还有张闻天和杨献珍也是内行。艾思奇则虽有名气,著作不多。其他如陈伯达、康生等人,实际上似懂非懂,学术水平远不及较之低两辈的王若水。但王也是“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其总体素质之出类拔萃肇因于民国时期所受教育,而与“新中国”并无多大关系。这就和迄今为止9名华裔诺贝尔物理或化学奖得主,无例外地全靠美、英的大学栽培一样,中共实无寸功可言。
   
   
   当然,大陆易帜六十载,高校毕业生不在少数。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才辈出,为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作出重大贡献,此乃有目共睹。可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因具学术独创性而蜚声国际的尖子寥若晨星,钱学森所企盼的深孚众望的“杰出人才”更未见脱颖而出。套用广告用语,在科学领域中国人还无人能够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世界新潮流”,不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是人文科学无不如此。
   
   
   看来,钱学森提出的问题只有在政治改革启动后,才有望得到解决。短期内不容乐观。而且继范亚峰和张博树之后,还将会有更多的坚守公共知识分子理念的人士,遭到类似的惩处。
   
   
   夜正长,路也正长。但归根到底,民主宪政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要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必将迎来神州绽放自由花的美好日子。
   
   
   (09-12-23)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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