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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民公寓》 第一章

第一章
   
   我筹划了好久,去看平生第一场戏,讵料影院关门,不知这是文革启幕
   
   一

   
   我们公寓改名以后,门口的梧桐树又添了十七圈年轮。这期间我在公寓出生长大,并且走到了刻骨铭心的“那一天”,它属于无始无终的时间上的一个符号——公元一九六六年。
   多年后洗去记忆上的蒙尘,“那一天”才像退潮时的一块礁石凸显出来,它是竖在我行路上的标志牌,上面写着“此路不通”,我从此走向岔道,改变了一生的旅程。
    现在想来,当时如果我没有妒忌心,那一天未必那么重要,更谈不上命数。然而,除非感觉麻木或是超凡的圣儿,我无法回避现实。
   我天生是个影迷,六、七岁时就把奶奶给的一分两分积蓄起来,凑足钱就去上海艺术剧场看一场电影。上学后妈妈每月给的几毛钱,我也全化在电影上。到了寒暑假,有八分钱的学生专场,我几乎天天跑电影院,从附近的国泰、淮海跑到大光明、大上海。我当然更想看戏,但在上艺看一场戏至少要八毛,妈妈也只有春节才去瑞金剧场看一次越剧,我怎敢问津。
   方聚仪却能不花钱看戏。他姨夫是市委宣传部领导,每次来上艺剧场审查节目,就送他家几张非卖品。他不仅看过所有公演的戏剧,还看过彩排后不准上演的剧目。
   看电影是我唯一的乐趣,但对比聚仪,快意就荡然无存。
   何止看戏,方聚仪让我羡慕的事多着呢。我爸爸和聚仪爸爸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同事,但区委每天派车接他爸爸上下班,而我爸爸得自己踏自行车。妈妈解释,他爸爸是区委领导,坐车是工作需要。我为爸爸难过,他为什么只是普通办事员。
   让聚仪免费看戏也是工作需要?
   似乎故意让我的羡慕变成妒忌,聚仪看完戏喜欢炫耀半懂不懂的剧情,末了,还留下不作解答的设问:“你知道演员怎样表演鞭子抽人吗?”“你能想象船在舞台上航行吗?”
   这些设问折磨着我。
    一次我在上艺看完电影出来。门口停着青年话剧团的卡车,晚上公演《年青的一代》,工作人员正从车卸下布景道具,已经化了妆的男女演员进进出出,说着上海腔的普通话或北京调的上海话,像上海人包的饺子和北京人裹的馄饨,别有风味。我看呆了,一双脚不知不觉被他们牵着走进了后台。放电影的白幕布吊到了天顶,舞台高大深邃,几个人在搭布景。想到聚仪讲过的诱人场面,我真想躲到开演偷看一场。一个工人发现了我,斥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我以为被人窺破了心思,吓得撒腿就逃。
    从那天起,我下决心要看一场真人演的戏。我每天在《新民晚报》的夹缝中看影剧广告,上周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剧目,南汇县话剧团在五星剧场演折子戏,票价二毛五分,我乐陶陶地买了一张票。
    今天是看戏的日子,早上坐在教室就心荡神驰了,老师点我名到黑板上做算术,我竟糊里糊涂的算错了,上学以来第一次出洋相。
    回家吃了午饭,我还得老老实实睡午觉。这是奶奶在世时立下的规矩,说夏至后午睡可以避免疰夏。过去,立夏一到,奶奶就带我们去粮店,借大座秤磅体重,到白露时再复磅。
    这是上海一年中最难熬又必须熬的黄梅季节。城市如搁在湿煤球炉上的一叠笼格,人们是焖在笼格里的僵馒头,蒸不熟又出不来。满街的梧桐树叶丝纹不动微凉不泻,逼着幼小的知了声声凄厉地鸣叫这座城市的全部怨气。
    一领席子铺在近门口的水门汀地上,设想着即将看戏的情景,我躺在上面兴奋地睡不着,汗滋滋的背脊不停地翻转,双手无聊地拨弄席子的毛边。我欲起床又不敢,偷偷瞥姐姐国庆一眼。国庆已经过了必须午睡的年龄,替妈妈当弟妹的监督。
    国庆是向明中学初中应届毕业生,在为直升本校高中用功,考进重点高中等于一只脚跨入了大学——那是她的梦想。她双肘支在方桌上,对着圆规、大小三角尺发呆。她情绪低落,爸爸妈妈由于经济原因不支持她升学。
   “笃笃……棒冰吃(口+伐),“笃笃……奶油雪糕、赤豆棒冰,光明牌赤豆棒冰。”“笃笃……棒冰吃(口+伐),赤豆棒冰……。”
    妹妹国进睡在我对头,她在梦中听到声音,半幻半真地嚷:“买棒冰、买棒冰,我要吃棒冰。”国庆没好气道:“哇哇乱叫什么,要吃自己去买好了。”国进欠身坐起,左右看看,意识清醒了,无望地嗫嚅了一句:“我的零用钱用光了。”国庆恼道:“嘴巴这么馋,钞票到手就买棒冰吃,吃光了跟我讲有什么用。”国进自知失言,改口道:“姐姐,你帮我倒杯大麦茶好么?”国庆道:“我来不及做功课,你还来跟我捣蛋。”国进知趣地爬起来,筛了满满一大杯茶,有意发出很响的喝水声,以示干渴。国进回铺时,眼眶里噙着盈盈欲滴的泪水,大眼珠像两条黑金鱼在水中颤动,我后悔地想,如果自己没买那张戏票,一定给妹妹买棒冰。
    去看戏的好兴致全败坏了,我见国庆无心监管,便悄悄起身,去里屋翻出藏好的戏票走出门。
   我一出门就懊恼不迭,方聚仪和南延清站在院中,方聚仪双手捧着裹雪糕的毛巾卷;南延清拎着装雪糕的保温筒。我不愿在这种场合邂逅他们,想退回屋,已经晚了。
   南延清示好的向我微笑,方聚仪高声打招呼。我只得装着坦然地走上去,“这么热的天,你们还要曝太阳,不怕生痱子?”聚仪拍了拍毛巾卷:“没关系,雪糕可以防痱子”,聚仪惯以大方显示自己的优越,他把雪糕伸向我:“不信你吃一根试试。”我本想说,你以为我吃不起? 当着延清的面,只得压住火:“要吃我自己会买。”因心虚,我满脸羞红。南延清冲聚仪说:“就是么,好象人家没吃过雪糕。”延清好心替我圆场,反而让我更窘。此时此地走为上策。我赶紧说:“你们慢慢谈,我有事要出去。”我扭头走了几步,聚仪用话大声追我:“对了,国福,我忘了告诉你,下礼拜一轮到我们班去操场升国旗,你要提前去学校奥。”我头也不回闷声闷气道:“我早知道了。”
    我说有事出去,就不能去门卫室看小人书了。经过门口时我见南老爷和姚大桶坐在里面聊天。
   二
   南路生半躺在竹榻上。他六二年退休后当门卫,又兼居民小组长,就包揽了公寓的大小杂役,有人戏称他是无事不管的青天大老爷,大家就开始叫他“南老爷”。他穿一件短袖白沙网眼无领衫,对襟上的布钮襻一个也不扣,露出骨嶙嶙的上身,两排胸肋根根可数,他常自嘲:“你们看,它阿像一只琵琶可以弹?”这样的大热天对他秋毫无犯,黑黝黝的皮肤像梅干菜滴水不出。
    姚大桶像南老爷的对照标本坐在对面:着一条灯笼短裤,上身赤膊,堆满赘肉的前胸后背沁着油津津的汗珠,恰如晒在太阳下的一团猪油。他因高血压长期半休,闲着喜欢穿东家走西家,公寓里除门卫室也没处可去,就到外面找搭子。他腆着一个大肚子晃进晃出,活似一只圆木酒桶,装着张家长李家短带出去,邻居们习惯叫他姚大桶,早忘了他的真名姚大通。
    墙角的小方桌上有一只破壳红灯牌收音机,红光闪亮着,丁是娥在沪剧《雷雨》中替繁漪诉怨,音质调不准,声音沙哑像哭腔:“…… 休提周家好体面,十七年来我看得多,桩桩件件在心头,善善恶恶我都清楚……”。
    姚大桶摇着大蒲扇咒道:“这断命天气,再热下去要死人!” 小竹椅在他的屁股下吱嘎吱嘎地呻吟。
    “是啊,早该出梅了,还这么热,今年特别反常。” 南老爷往烟斗揿着烟丝。
   “天色一年比一年出怪,记得跟老娘来上海时,夏天没有这么热。
   “当时你跟我一样瘦,怎么会觉得热呢?” 南老爷吸了口烟笑道。
    “咳,日子难过还过得快,眼睛一眨,三十几年过去了,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两年后跟老娘住进福克家。刚开始看到高鼻头蓝眼睛,听到杂格咙咚的外国话,我唬得不敢出门。福克一到礼拜天就开派对,‘莲嚓嚓,蓬嚓嚓’跳到半夜三更。他人还算不错,卖公寓时留下汽车间给我老娘住,不然,我结婚养一帮子小囡,哪里住得起这么大的房子。”
    “福克一走,公寓里的其他外国人也陆续走了,到解放时只剩两家罗宋人了。你记得(口+伐),那个亚科夫斯基( 南老爷的发音是咸烤麸素鸡) 的老头真叫作孽,毛八十岁的人,看到共产党要来了,就往加拿大跑。也难怪,当初怕苏维埃杀头才逃亡上海,当然吃慌。现在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讲起罗宋人,那个伊凡最发噱,自己老婆胖得像只不生蛋的懒孵鸡,还要人家向他学。阿殷怀上阿三时,伊凡指着她的大肚皮说:‘小囝多不好’,要是都像他们就惨了,最后夫妻两人双脚一蹬,绝子绝孙。”
    “这个伊凡(听起来是“厌烦”)啊,更加罪过,天天酗酒,解放那天干脆开煤气自杀了,唉! 现在想想罗宋人的话也有道理,我们养了这么多小囡,最后还不是大人吃苦,小囡活受罪”。
    “讲到养小囡,我比你更倒楣,阿殷三十出头时,轧上政府号召当光荣妈妈,我们又多出阿五阿六阿七头,结果,锣鼓敲过,大红花戴过,没有人来问过,等于多养了几只小猫小狗,只有做父母的逃不掉,为他们背一辈子债。”
    “小囡养大不容易啊,对了,阿大好(口+伐)?”
    “大棺材总算熬出头了,前两个月刑满释放了。那几年在劳改农场,真不是人过得日子,草纸都用不上,出恭后用烂泥往屁股上撸一把,跟畜牲有什么两样。不是我发牢骚,三年自然灾害,大棺材没有工作做,去乡下贩点鸡鸭到上海来卖,为这点事吃五年官司。哎,讲起来就一包气。想当初,我贩卖银洋钿,不过给巡警打一顿,共产党比国……”姚大桶意识到自己说豁边了,吓得—激凌,赶紧改口:“现在好了,他留场当工人,每月拿二十多块工资。不回上海也好,我乐得省心。”当初姚大桶主使儿子搞投机倒把,事后户籍警追查,他推得一干二净,再多问两句,他就歪倒在椅子上抽风,结果没上法院,去了医院。
    南老爷看不惯他象煞呒介事的态度,见他说得轻飘飘,挖苦道:“你真想得开。”
    “想得开也好,想不开也好,政府号令一出,谁犟得过。当初你会想到老婆儿子回不了上海,几亩地被没收?”
    南老爷被将了一军,这件事最戳他神经。解放后搞合作社,他的几亩地归了公,老婆还差点划上富农。他想让老婆儿子回上海,户口开始冻结,只出不进。为了让儿子们能进上海,他退休了也不敢回乡,他要保住自己的户口,留住一条根。
    南老爷一时回不上话,用力在手掌上磕烟斗里的灰,半天才无奈道:“是啊,都是没办法的事,我那几亩地算什么,南老板这么大一爿棉纱厂都充公了,还搭上了大儿子的一条性命。唉,讲起来还是白老板英明,解放前夕,一看亚科夫斯基走了,急急忙忙让儿女去美国。五五年公私合营,眼看大势所趋,他爽性跑在前头,最后当上区政协委员,成为红色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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