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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民公寓》

   后记
   
   起首写这本小说时,我就知道它未来的命运。
   
   那年我在日本一所大学攻读硕士。第一学年考完试,我预习来年的课程,除了撰写有关日本战后文学的毕业论文,还需必修几门古典文学,与选题关系甚远又颇具难度的科目,激增我久压的那个欲望,我不能不犹豫,化双倍时间完成学业,还是立即实施自己的计划?

   对再奋力一把就可到手的学位,我不能免俗,但当初迂回转学文学并非为一纸文凭。
   
   几年前,我结束日语学习进大学研修文学,去日本入国管理局签证时,接手的官员搁置了我的申请,他们要审核我“这个医务工作者为什么改学文学?”我没有用他们周知的事——文豪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在日本弃医从文的——去申辩,如今的中日都不同于各自的八十年前,审查官有理由这样处置。指导教授知道我遇上周折,善意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迫不得已地托出隐藏的心愿:“我想写一部关于文革的长篇小说。”
   
   是的,这个念头已经酝酿很久了。
   
   以“伤痕文学”为发端,部分和全部描述文革的作品也不算少,有些还产生过轰动,但我读一部加深一次遗憾,怎么没读到自己感受过的惊心动魄?它提示我,自己的体验是独特和非寻常的,既然他人“轻易”写就了一本书,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而且争取写的更好?
   
   这意念无论在内心多么坚定,毕竟是自我矢志和约言,完不成可以自懈自赖的。然而一旦对日本教授说出口,尤其是得到了许可,自尊限令我把它作为一项必须履行的使命。
   
   最终,创作的冲动不耐我续啃深奥的古典,我决定终止学业。
   
   去哪里写作?回文革发生地当然最合适,但那里仍然存在许多思想禁囿,是许多文革作品缺憾的因由。要拥有绝对自由的心灵,必需在绝对自由的环境。日本是这样的国度,但它不随便给外国人分享。我只得从欧亚大陆极东的岛国,辗转到极西的岛国。本土人口不足四百万的小国爱尔兰,因出过王尔德、叶芝、乔伊斯、萧伯纳等许多世界著名的作家,而被称为文学大国,它给了我从事写作的寓居方便,那是一九九六年,离文革爆发正好三十年。
   
   这真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地方:窗前,四季常青的草甸一片片铺展,稀疏的牛羊群几乎不动地站着吃草休憩,宛如一组组动物雕塑,只有在和平至极的氛围中长大,才会养成这般超常的宁静;远处,参差的山峦显着层次清晰的深浅黛色,是天然的叠嶂画屏,装饰着一碧如洗的背景天空;有时风很大,但你感觉不到,因没有让风发挥争斗的障碍物。
   
   一切都给我准备好了:充足的时间,完美的环境,还有靠全力支持的妻子打临工,我可以暂时不愁温饱的“优裕”。
   
   然而面对恬美的景色,我非但没感到安宁,反而涌上巨大的害怕,犹如自称会开刀的人站上了手术台,籍口没有了;退路没有了;成败是一刀见红的检验:你是否具备写作能力?
   
   坐在写字台前,我心神难安。
   
   一九八二年发表第一篇稚拙的短篇小说起,自己瞎子摸象地杂乱写作,也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和作品,但仍没把握构建长篇小说,有点后悔自己轻率地把意愿变承诺,登上骑虎之势。
   
   这是背水之阵,除了奋前,别无选择。
   
   从开篇到第一稿杀青,几番摸索才找到写作路径,然而第二稿第三稿的修改。支撑我写作的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独特的体验,文思凝滞时,亲历过的生死悲哭的人事,像栩栩如生的电影镜头走到我笔端。这是百无一是的文革的唯一良性副产品——给写作者提供了丰沛的生活素材,应了中国的古话“江山不幸诗家幸”。
   
   二OO一年初,我带着《福民公寓》返回上海,去某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时,编辑一听小说内容就预告我:“文革的题材过时了。”
   
   等结论间,我去看望已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她听说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大惊:“你怎么去写文革?那怎么会出版呢?”她为自己学生浪费了精力可惜,也道破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现实。
   
   果然,最后出版社婉拒了文稿,哪怕自费也不行。
   
   按时下审查文艺“政治正确”的标准,真正过时的东西应不敏感更不犯禁,从秦始皇到乾隆的各朝皇帝都上了舞台,还成了热门;而犯禁的东西肯定没有“过时”,试想,影响了十亿人的一场浩劫,不过刚刚过去二十年,怎比二百年和二千年前的事还冷僻?
   
   这番既“过时”又犯禁的悖论,为《福民公寓》添了点份量,它可算一个楬橥,提示描写文革的大作品当在完全解禁之后,它至多是后继者的引章。
   
   还好有一个香港,当年因不幸沦为英国殖民地,而幸免文革的祸害,如今又是唯一有出版自由的地方,使《福民公寓》在此落生。但愿读者通过此书增加对文革的认识,并思索香港和中国的前途。
   
   对我来说,没有辜负上苍赐予我的那段难忘岁月,吃辛吃苦交出一本书,完成一桩夙愿就心满意足了。
   
   二OO二年十二月于爱尔兰
   

此文于2009年12月2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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