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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
   
    是黑夜被拉扯得深长无尽,人生被皱缩得浅短焦躁的时节。
   清晨,无论我睡得多熟,预定的闹钟一响,身子就会反射性弹起——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只是眼皮像屏紧的蛤蜊,不肯跟着松开,手指不得不做撬蛤蜊的刀刃使劲撑眼盖,越过沉重的眼帘看窗外,长夜还在幽深如漆的洞底,但我必须起床。
   我按下起闹的钟钮,停止它得意忘形的“演奏”。
   二十分钟后我已经进入车站,登上空旷无人的月台。不一会儿,头班车准时开来,十几节车厢,每节车厢几十盏日光灯,使电车如一条通体透亮的火龙从暗黝黝的远处窜出。我走进一节车厢,见里面空无一人,才安下心来,我在长椅的一角坐下,没有张开准备遮颜的《读卖新闻》。车窗外万物浑然,茫茫无际的昏朦中,电车又似在宇宙中航行的飞船,我真希望它就是,可以带我脱离地球。
    这是稍纵即逝的梦幻。
   半小时后,我又走出车站,走回恼人的世界。四处依然是让我安心的黎明前浓密的晦暝。虽然与擦肩而过的人彼此不辩面目,我还是习惯性地避开人影匆匆急行,然后尽快拐进一条小巷。一入小巷,我的双腿就似汽车刹车后的轮子,自动缓慢下来。随着我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行,一种熟悉的声音渐进渐响,到它们清晰可闻时,我立即止步。
    “咝一一 ,咝一一 ”,是利爪在拚命撕扯塑料袋;“吱一一溜、吱一一溜”,是尖指甲在一次性饭盒上抓挠;还混杂着啤酒瓶在地上翻滚的声音。
   待眼睛适应了黑暗,我看清了七、八米远的前方日日上演的一幕:一家饮食店后门口的垃圾上,十几只鸟类的小身影跳上跳下,它们正在忙乱地抓扒觅食。
   阳光明媚的白天,人们称它们为乌鸦,在天将明未明的此刻,广大无边的黑暗隐匿了它们,是它们天然的保护色。它们“聪明”地选择这个时机,再早无法保证睡眠,再晚众目睽睽下不可能饕餮。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十分清醒,知道自己是暗中的光明正大,人后的明目张胆,自由和放任都有限。虽然混有鸡肉鱼虾的垃圾袋小山样堆着;剩有啤酒的瓶子整箱地摆着,可它们还是仓促地偷食,吃相狼狈恶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时会突然停嘴,往四周贼头贼脑的张望。
    在上海时我只闻过其“恶名”:“天下乌鸦一般黑”,“乌鸦的下水一一黑心肠”,“乌鸦站煤堂一一黑上加黑”,这些舆论决定了它们一生的命运,遗传了父母的一袭黑羽毛黑皮肤,是它们的全部罪名和不幸。来东京后我才见上其“恶形”。自从每天与它们狭路相逢,我开始怜悯它们,因为我无法判断,世俗偏见和它们“天生”的见不得人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大约站了五分钟,见它们的飨宴暂时结束不了,只得贴着小巷的另一面,试图不惊扰它们地蹑手蹑脚穿过去。可巷子实在太窄,我走到离它们两米处,又照例惊得它们拍翅而起,在我到达时已凌空而飞,那份机敏不仅赖于发达的听觉,还出之防范的本能。它们一边飞一边“嘎一一呀,嘎一一呀”地乱嚷,现在我明白了“乌鸦唱歌一一不是调”这句话了,乌鸦只有感叹和悲呜,从来就没有歌可唱,更没有唱歌的情绪,自然难以成调了。
   慌乱中它们有的会被鸡块噎住,有的会被鱼刺卡住。它们不必落荒而逃,完全可以和我各得其所,可惜它们不能领会我的善意,更无法理解人为何也弃明投暗星夜潜行。望着它们消失的影踪,我只能抱歉地说声对不起。
   我把乌鸦吓走,也是出于无奈,我必须越过饭店,才能去隔壁的建筑设计院办公楼。我在清扫公司做临时工,每天来这家设计院倒废纸、吸尘。最初干上这份活,是中意它的工作时间——早上七点到九点,又是一个人承包,既不受清扫公司同僚的“督导”,也不受办公楼职工的无形“监视”,可以无损自尊地干活。
   不幸,公司职员人人敬业,都提前一、两个小时上班。为避开他们,我也随之提前,又搅醒个别通宵加班打瞌睡的职工。设计院通过清扫公司老板转告我:不必太“勤奋”。我申辩,是他们太勤奋了,我如按时上班,职员们差不多都到了,不仅办公室的地毯吸不干净,还影响他们的工作。老板说,你不用顾虑,你在规定的时间里作业,是他们影响你,有问题责任在他们。话都给老板说死了,我只好拿出最后的挡箭牌说,有时为赶第一堂课,我得尽早收工,老板这才默认。老板年轻时因战乱中断学业,战后从扫帚起家,熬成有几十个员工的扫帚王,所以对打临时工的学生比较同情。他的迁就使我有些内疚,似乎欺骗了他,因我没坦露不愿见人的“阴暗”心理。
    我对老板说的托词得到了应验。
    我的指导老师内田教授治学严谨,平时和学生亲切随便,一进教室立即不苟言笑。昨天内田教授上第一节课,北京来的研究生董群迟到半小时,对留学生特别宽容的内田教授也抑不住愠色,直言董群:是身体不舒服还是睡过了头。董群解释,早上去清扫,碰巧那家公司搬家,垃圾比平日多出一倍,延长了一个小时。内田教授愕然:你每天早上去清扫?
    下课后内田教授叫董群去他的办公室,还连带唤上我。我做“贼”心虚地咯噔上了,心里暗暗叫苦,责怪董群拎不清,顺着内田教授说身体不适,不就混过去了,怎么可以坦诚相告。再想他来日本才三个多月,哪里懂这些顾忌。内田教授规劝董群:我知道你们自费留学不容易,再怎么样,你是大学教师,在日本学习的时间又有限,把精力化在扫地上岂不可惜。他转向我,喻君,你不是在夜校教中文吗?你能不能给董君介绍介绍。
    内田教授以为去夜校当教师才合我们的名分,他哪里知道,在日本教中文的工作风毛麟角,我本人每周也只教二、三个晚上,靠那点收入捉襟见肘。他不知道董群的清扫倒是我介绍的,而且我本人早上也在干。我庆幸,自从早上出工以来,一直谨小慎微地提防着,才没像董群那样露底。
    内田教授的教诲,在我已经很沉重的心理上又加了个大砝码,万万不要因打工而迟到,尽可能避免撞上任何人,昨晚把闹钟再提前,决定开始坐头班车,终于把自己逼到“早上”的极限。
    我用钥匙开门进设计院大楼,去工具间换上黑色劳动服,随后推出一个四轮车架,套上装废纸的大塑料袋,再挂上放抹布的铅桶,然后一间间办公室挨次收拾。
    一出三楼电梯,我立即望左边第一间工作室,谢天谢地,灯熄着。里面有个职工以公司为家,使我回避人的期望总在他那里碰壁。犹如夜行军遭遇伏兵,我为之恼怒,但脸上不能露丁点颜色。我吃清扫公司的饭,公司端这家设计院的碗,造次不得。反过来他也是我“早到”的受难者。他三十出头,圆圆的瓶底眼镜搭在圆圆的小眼睛上,令我想起“猫眼司令”。因终年欠睡神的债,使他的脸设计图样的刻板。每次见到他,不是前额枕在桌上酣睡,就是仰面倒在椅背上呼噜。我要拿他桌下的废纸篓,不得不吵醒他,他一语不发,顺从地移腿转身,有时干脆默默地出门。我干完活与他照面时,瞥见他满眼不快。也难怪,一天仅有的两、三小时憩息全被我搅了。冲这点,我发之内心向他说“对不起”。
    一上四楼,好似远航的看见了码头,我全身的劲会自然懈下来。这一层大半被阳台会议室占去,只有一间工作室,坐些工龄不长的年轻人,这里没有通宵达旦的人。然而今天注定反常,那间工作室竟然灯火灿烂,我又重新吊紧松弛的心。我唱声“失礼了”推门而入。有人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稀罕!这个加入熬夜行列的人是谁?干到他身边,我只草草一瞄,就如看见被驱走的野猫又腌(月+赞)地盘踞在床上,不由浑身起激灵。一张仿佛永远制不完的图纸夹在绘图架上,上面有脏兮兮的铅粉手印;桌上扔满粗粗细细的铅笔头和大大小小的碎橡皮;地上堆着自动卷成一个个空心筒的画错的油光绘图纸。还是他,“猫眼司令”,他换了办公室。我收住大气,侦察兵侦探敌人地形火力般分辨他周围的东西,废纸筒在他的双腿之间,我必须极精确才能抽出来。我蹲下身,从他曲成“厂”字型的腿下伸臂勾手,然后抓住筒口倾斜着往外移,眼看成功了,他平放的脚突然踮起来,挡住筒的出路,移动的筒和他的皮鞋碰了个响头。
    犹如猫发现了老鼠,他顾不及戴眼镜就惊跳着坐起,然后凸出眼眸寻猎物,一腔灼灼的“磷光”射向我。我慌乱起身,左肩顶翻了横出桌面的一本书,书上的一只杯子滚到桌子上,杯子里喝剩的咖啡给图纸涂鸦,他去抢图纸,又把杯子撸到了地上,“啪——”一声脆响,全糟到一块了。
    我张皇失措,愣愣地盯着杯子的碎片等着受。
    他果然大发雷霆,这是他表情给我的印象,他说话的声音尖细戳人,与雷霆风马牛不相及,倒似雷霆下穿过小弄堂的风:“你为什么这么早来?”这是我们“打交道”以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对不起”,我微低头,为了自己的饭碗真挚地说。
    “既然赶上课,就不要勉强到这里打工!’
    “对不起”,为了清扫公司的利益我诚恳地说。
    “你们到底来读书还是来打工?”
    我终于光火了,“你管得着吗? ”可惜这火只能发到喉咙,出嘴后又变成“对不起”。
    在这里有错的永远是我,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三个字。
    他说完,凶凶地把自己的椅子往后一拨拉,愤愤地走出工作室。
   他从我面前擦过时,我注意到,与往日不同,他脸上没有瞌睡过的惺松,回想刚才他不早不晚在我快拿出废纸筒时猛然翘起脚后跟,而且抢图纸前,本应先提杯子。从他对准我的“早到”喋喋不休来看,反映我“太勤奋”也是他无疑了,显然他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今天有意找茬睁着眼睛等我。再想,这是几个月前的话了,他要寻衅也不会挨到现在。因费解,更觉冤枉,郁着气干完活,下到三楼才恍然明白。他昨天从三楼移到四楼,问题出在换位上。按他的年纪工龄,正处于系长这一级,干得出色该升到科长一档,依这家设计院的办公室布局,他应往二楼搬,可他却倒退回四楼,重新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为伍。他不敢在公司里表露不满,就拿我做出气筒。理清了事情的原委,气消去了一半,还对他生出几分同情。不过“你们到底来读书还是来打工”这句话,随着一次次地倒废纸筒反复叩问我。
   我吃重地把几个装满垃圾的大塑料袋拎到门口的堆集处时,阳光已经给小巷里的几户院墙刷了半壁白粉。终于收工了,我换下黑色的劳动服,走出设计院大楼,不巧一辆垃圾处理车倒开着进了小巷,把我堵在垃圾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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