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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改革备忘录:中共顽固坚持“摸石头”,原因何在?

   歧路改革备忘录:

中共顽固坚持“摸石头”,原因何在?

(提议讨论走入死胡同的改革出路何在?

以及如何解决歧路改革后遗症问题)

徐水良

2009-12-2日

   中共“摸石头过河”的理论一提出来,我就坚决进行批判。1988年9月,89民运开始前半年多,我在江苏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写的《短论数则》中,再次进行批判,指出:

   “事实上,我们不乏杰出的理论人材,也有为数不少的杰出的治国人材。但是专制主义压制及扼杀他们。专制主义者大反自由化,压制和束缚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及全国人民的自由思想,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专制主义者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盲目无能,毫无预见能力,以致不得不采用瞎子摸石头走路(即‘摸石头过河’)的办法来走路,来处理国家大事,把十亿人的大事作儿戏来摸,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船以一个人过小河的‘摸石头’办法来驾驶。轻率、盲目、朝令夕改、摇摆不定。(陈云同志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即改革是‘摸石头过河’,结果被专制主义者到处用作掩盖自己无知、无能、盲目而毫无预见能力的遮羞布)。(既无高瞻远瞩的预见及领导能力,何不辞职?)”

   “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十亿人民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巨轮按这种灾难性的方法行驶(而不管这种方法会使巨轮沉入海底),谁要是有一定预见能力,并指出未来应走的航线,他们往往就把他关入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治国水平的低下,及因摸石头开巨轮而造成船毁人亡的结果,也就将是难以避免。”

   “‘摸石头’改革及解决重大问题的思想也是对现代系统论、系统科学的反动。”

   ——摘自《短论数则》,1988年9月写于江苏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并上送中共领导。

   后来,我一次又一次批判“摸石头过河”和“实践唯一标准”理论,例如: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模论’,即‘摸石头过河’的理论,‘付学费’的理论,不尊重科学和科学标准,不尊重科学论证,科学预见和思想检验的做法,是很荒谬的,它们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否定科学标准,然而,在中国,主张实践‘唯一’标准,否定科学标准,却几乎成为‘常识’。他们毫不脸红地主张‘摸论’,自己毫无预见能力,却硬要摸石头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二亿乘客的巨轮,宁可船毁人亡,也不肯让贤,不相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些连古人也很清楚的道理,其轻率无知,蛮横莽撞,实在罕见。一个人过一条小河,也许可以‘摸石头过河’,但过大河,开大轮,却决不能‘摸石头’,必须有预见,有预先计划,否则就会船毁人亡,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号称总设计师的当代慈禧,却完全不懂。(他比慈禧反动,罪行远超过慈禧,功劳却小于慈禧。)”

   “‘摸石头过河’的理论,是对当代系统科学的反动。像‘猫论’一样,都是反现代科学的,低级庸俗的实用主义。”

           ——《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1998年4月

   但是,中共为什么不顾我们的一再批判,顽固拒绝我们一再指出的正确的改革道路,却要一直坚持“摸石头过河”,顽固地把中国改革引入歧路,最后进入死胡同,进退不得?

   原来,他们就是要千方百计回避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和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是回避一党专制的特权官僚专制制度问题,拒绝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顽固坚持进行特权官僚和太子党“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以厚颜无耻的抢劫掠夺的犯罪行为,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贪欲。

   本人1973年一开始从事民主运动,就立刻在那几年的大字报和文章中,一再地指出: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中国的问题不在其它,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专制制,实现民主制度。

   本来,1979年,是开始民主改革的最好时机。全国多少人当时在文章中呼吁民主改革!可惜,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拒绝了民主改革。

   由于拒绝民主的政治改革,以后的中国的改革,除了最初的大包干等应急性质的改革,是当时的急需以外,其它的,就越来越走入歧路。

   1988年,89民运前夕,面对邓式改革的恶果,我一再警告:

   “一如我们早就预言的,规模空前的冲突正在日益迫近,为避免这种冲突的一线希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又是我们的领导人所不愿接受的。因此,冲突(对于人民,这实质上是革命)将不可避免,我们只希望冲突双方,主要是专制主义者一方,将足够明智。”

   “历史已经证明,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尤其到今天,不解决取消特权官僚专制主义、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就无法再继续前进,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将是不可能的。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而先去解决工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它一系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摘自《短论数则》,1988年9月写于江苏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并上送中共领导。

   我在1988年12月2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书》,再次强调了事情的急迫性,强调“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后机会,以防止大规模冲突在我们祖国发生”,并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根据目前材料,这应该是89民运最早的一份上书。

   但是,中共又一次拒绝了我们这种前瞻性的正确预见和建议,最后导致了一场空前规模的89民运和残酷的64屠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吹响了邓式改革大抢劫大掠夺的进军号。我们又批评这种做法,但没有任何效果。到1997年,在江泽民、朱镕基领导下的改革,进入大抢劫大掠夺的关键时刻,这种错误的改革,还获得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之音》社论等错误的支持。如果这种错误的抢劫掠夺的“改革”成功,中国改革从此将走入死胡同,就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我怀着急迫的心情,又写了《中国改革简纲》,《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等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正确目标和道路,这就是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经济、金融、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改改。其目标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各种各样公有制和各种各样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既反对公有制一刀切,又反对私有制一刀切。等等。

   并且强调:

   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

   “我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问题,是一党专制加特权官僚专制体制及其运转机制造成的。”

   “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1、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2、必然损害工人利益”,“3、最后,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这种‘改革’的失败。”

   这些文章在海外电台和杂志发表,并且根据南京市公安局要求,每篇文章给他们一份,他们保证送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里的约定,送公安局一份。

   但是,中共对我的警告和预言,置若罔闻。不久以后,中共关键性的大抢劫大掠夺开始了。随后,我们的所有预言,几乎一字不差地实现了。中国改革走入死胡同,进退不得。不管御用“改革”学者怎样声嘶力竭地呼喊“改革否定不得”,但邓式改革大抢劫大掠夺仍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走入歧路进入死胡同的改革,凭什么否定不得?

   中共官僚为什么光明大道不走,却一定要坚持“摸石头”,其原因,就是坚持一党专制特权官僚专制制度问题,以自由主义“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

   大抢劫大掠夺的改革,留给未来中国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历史要求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能力,不能毫无科学知识,盲目地摸石头。我们必须预见未来社会,也能够大致地预见未来社会。处于大变革前夜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胆小谨慎,四平八稳,毫无预见能力的庸人;需要的,是那种适合变革时期需要的有远见能力,高瞻远瞩,大开大阖的战略家。

   但是,这个大抢劫大掠夺的遗留问题,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我们经过长期研究,已经有一些初步解决设想和方案。希望各界朋友们都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讨论走入死胡同的改革,出路何在?以及如何解决这个歧路改革的后遗症等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

   附:

中国改革简纲

(南京)徐水良

1997年12月底于南京

   中国变革的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突变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走渐变的道路。突变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说的“革命”的道路,它有四种类型,这就是1、非暴力类型,2、非暴力为主附带小量暴力的类型,3、暴力手段较多的类型,4、暴力类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前两种,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为主的类型。第四种类型即暴力类型,迄今尚未发生,少数国家的内战不是革命,而是民族冲突或派别斗争。匈牙利和蒙古则比较接近渐变道路。渐变道路也就是渐进的改良改革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走稳妥的渐变的道路,但这需要有中共愿意改革,愿意实现多党民主制,并且愿意满足全国人民及客观规律对改革时间速度的必需要求为前提。我们希望走和平的渐变的道路,但客观实际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可能像“告别革命”的朋友们那样,捏造历史规律,不顾一切客观条件而强行“告别革命”。(在想象和现实上实现?不知他们怎样“告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中最困难、最不幸的路程,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们已经有了这次事件之后,全国民心的大变换,全国人民的大觉醒,暴力的道路已经不大可能。即使有极少数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规模的“六四”镇压,他们将不大可能再搞得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只能小搞以后即迅速失败,他们决不可能再一次得逞。但突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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