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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七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二十八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三十九 王一梁 譯
·哈维尔著《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选)一百四十 王一梁 譯
附:论哈维尔(二篇)
·杨•弗拉迪斯拉夫:致哈维尔散文的读者旁白
·拷问哈维
兄弟/你有个美丽的臀部/一起走路/共同颤动。
·太阳下的造反
·我的法轮功难友:铁头叶剑飞
·别了,马哲
·献给正在绝食的作家张林
·诗人笔下的西藏政治犯
·星期二给李国涛打电话
·恐怖的脚步声:城市传奇与SNUFF电影
·家乡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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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致东海一枭
·我的中国往事:狱中三友——献给软禁中的李国涛
·我看《入狱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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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往事:狱中三友——献给软禁中的李国涛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我已经不怎么想我的中国往事了。我大概是9月底和李国涛最后一次Skype,知道他就要来美国了。这样,就更少了一个想念我的中国往事的理由。但就在这次通话后不久,也许就是第二天,李国涛遭到了软禁。
   早晨,我被一个来自梦中的巨大声音惊醒。那个声音说:一定要写李国涛!随后,就像看电影一样,不断地闪现出李国涛的各种镜头:他第一次和我说话前,走到我跟前,用脚轻轻地碰了我一下;在小组长的监视下,我用英文和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洗冷水澡时,赤裸的身体上还系着一根皮带;他永远像一个入定的老僧一样,穿着一件淡黄色的囚服的棉衣,靠着后墙,坐着,而我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书。外面是蓝天白云。
   那个黄昏。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下的那一盘象棋。为了这盘被狱警破坏了的没下完的棋,李国涛开始站在窗前咆哮。足足咆哮了一刻钟,竟然没有一个狱警敢出来搭腔。也正是为了这盘未下完的棋,我和李国涛在一起被关了3天后,分开了。
   李国涛长得像德国哲学家、文人本雅明,也很像德国漫画《父与子》中的那个父亲。想到这里,我不禁放声大笑。

   彻底醒后,正是2009年11月6日,加州的星期五早上……
   我想,应该从2003年的那个秋天下午,大门口突然闪进两个不速之客写起,一直写到第二天早晨杨勤恒的出现。在不到24个小时里,我竟然能和狱中三友重逢:李国涛、杨勤恒、戴学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为了逃避户籍警和居委会的监视,离开劳教所后没几天,我就开始在上海“逃亡”了。而李国涛一出劳教所后,就来这里找我。他多次不请自来,以至于让我母亲怀疑他是特务。而我那两天之所以回家,是为了取材料办瑞典签证。就在我将要出门的半小时前,杨勤恒来了——7点钟还不到。
   尽管早在1986年,我就被上海安全局盯上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从心底里看不上政治。假如马裕武不算的话——他只是在80年代初期,给台湾国民党写了一封信,结果被判7年——在上海,我唯一认识的政治人物就是马威。另外,民运人士中,我几乎唯一熟悉的名字就是杨勤恒。比如说,他最近开书报亭不顺;比如说,他痛骂上海安全局是国民党的特务,原话大概是:“你们是些什么东西?国民党的狗特务!”
   即使是这话以及有关杨勤恒的二三事,我还是从朋友的朋友口里听到的。但是,有一天,在劳教所每个月所开的大帐的帐本上,杨勤恒这个名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监狱是个小世界,但对被关在里面的人说来,它就是整个大千世界。我开始拼命在上海第一劳教所一大队二中队里寻找杨勤恒。
   我听到从水池上传来一个声音,朗朗的:“香港的亚洲自由电台采访我们时,看到我们在抽没有过滤嘴的‘大前门’,问我们这是什么牌子的香烟?我说,我们叫它为‘两头通’。哈哈。”
   我想,他可能就是杨勤恒。我想象着自己的眼睛已经飘到了水池。然而不是,后来才知道他是韩立法。
   当时,正是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79天后,被押解到劳教所后的第一个月的“新收期”。每天从早晨6点,坐在一本约《圣经》大小的小板凳上,一直坐到晚上9点。有的人屁股上长出了疮,但我没有。我在回忆。回忆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幸福的岁月回忆完了,我就回忆痛苦的过去。
   牢房里的喇叭不断地传来一个充满着稚气的女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哦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哦哦”。这是一首粤语歌曲。待我重获自由后,我找了许多首歌曲,结果却没有发现这支歌。
   春天过去了,夏天到了。我的“新收期”结束了,我已经可以优哉游哉地抽烟了,然而,牢房的门还是常常地紧闭着。
   一个长满银发的老人,从我的窗前走过。我拼命地指指自己鼻子,他向我扬扬手。接着,我听到他在水池边大声地说道:“昨天,我才从上海回来。”他曾和我一起被关在看守所,我们都叫他“法轮功”。
   一个长得像电影明星赵丹的人,戴着眼镜,沉默、坚定地从我的窗前走过。这是魏泉宝。
   还有一个头发半白的人从我的窗前走过,只是我的窗口离开他有50多米了。这个人就是杨勤恒。本来我们只是咫尺之间。
   那是一个雾气朦胧的早晨,我到门口的走廊上去取热水瓶,贴隔壁房间里也正有一个人来取热水瓶。我直觉地知道他就是杨勤恒。当我低下头来取热水瓶时,他正伸开胳膊,我小声地问道:“你叫什么?”
   “杨勤恒。你呢?”
   “王一梁。”接着我问道:“马威,你知道吗?”
   还未等杨勤恒回话,狱警开始吆喝起来。当天晚上,狱警向我们宣布:以后除了组长外,任何人都不得到外面去取热水瓶。后来,杨勤恒就和我隔得更远了。
   一个晚霞布满天空的黄昏,我从农田里归来,列队走过操场,突然,我看见杨勤恒远远地依在门口,我向他望去。他放声大叫道:“马威!不可靠!”
   许多年后,在美国,我和孟浪一起研究起上海第一劳教所一大队二中队——这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著名中队”的布局。我说,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上,在人员安排上,他们对我和李国涛、杨勤恒应该算得上是宽的。比如说,在法轮功人满为患的时候,还把我破天荒地和李国涛关在一起,但是对于魏泉宝绝对不然。有一天,我只是向住在我隔壁的魏泉宝挥了挥手,结果第二天就被转移到了魏泉宝对面的房间里。
   孟浪说:“魏泉宝是我的朋友,看来他们惧怕我们的关系,认为你和魏泉宝是有关系的。”
   在晚霞满天的时候,当我带着浑身的泥巴,走过像一间间教室一样的牢房时,我也会向戴学武挥挥手,或者微笑。戴学武是个身材高大的壮小伙子。他是一个受苦的义士。有一天,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当我还能见到他时,正是夏天,常常看到他穿着一件桔黄色的T恤衫,站着背靠着牢门。我问送饭的人,“他叫什么?”
   “戴学儒。”
   在牢里,每一个信息都是重要的。“儒,儒家的儒。”送饭的人说。他也是个劳教人员。
   半年后,当我再次见到从黑牢里走出来后的“戴学儒”,看到他已变成了一个脸色煞白,走路摇摇晃晃的人。我问送饭的人,怎么会把“戴学儒”送进了一间终年不见光的屋子?送饭的人说:他总是抖着腿或斜着腿和队长(狱警)说话,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和李国涛正说到一半的时候,戴学武突然一拍大腿,叫了起来:“你!这不是我们中队的人嘛!”他说:“国涛说,今天要带我来见一个朋友,也没有告诉是谁。当时,我只知道你叫‘汪洋’。”
   “汪洋?”听上去确实有些像王一梁,尤其是出自一个学说上海话的苏北警察之口。
   “还不止这些呢!有一天,葛队长(曾主管我、李国涛、杨勤恒、戴学武、魏泉宝的狱警)故意拿出一封写着‘汪洋’收的信封给我看。”戴学武说:“我问葛队长:‘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开出租车的司机。’”
   此时此刻,杨勤恒就站在我面前。我说:“再差几分钟,你就见不到我了。”杨勤恒告诉我,自从他回来后,警察开始三班倒地日夜监视他,最近,变成了二班倒。“我掌握了他们的规律,”杨勤恒说,“6点钟,他们换岗,所以我今天6点钟,趁他们换岗的时候,溜出了家门。”
   “当看到早班车的间隔很长,就一直走,走到了你这里。” 杨勤恒说。这就是说,他是踏着朝霞一路走来的,走了约一个小时。
   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到一则新闻正在播放已被软禁了一个多月的李国涛的消息。这是一则迟来的新闻。一星期前,杨勤恒去李国涛家看望他。接着,我听到杨勤恒的声音。接着,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我看到了李国涛,我看到了杨勤恒,我看到了戴学武,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新闻结束时,镜头再次推向这张照片,越放越大。
   我的狱中三友!我们居然以这种方式再次重逢,而且就是在我的一个晨梦后的当晚重逢。如此巧合,如此奇特!震撼之余,让我不得不去好好地想想其中所包含着的命运之意了。
   (注:就在本文刚写完不到1小时,我接到了周锋锁的电话,距离他上次给我打电话至少有半年了。他现在是“美国中国民主教育会”会长。周锋锁告诉我,明天是该基金会颁发第23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日子。也就是说,明天,也本该是我与李国涛重逢的日子。当然,当然,我会去,即使李国涛将会缺席。这是又一次不可思议的巧合,我只有掩卷而思。)
   草于2009年11月6日
   2009年11月13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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