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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结局近了:《201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万物的结局近了:《2012》

    
   我是在台北的西门町,看这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刚好是内地首映的第二天,成都发生5.0级余震,是汶川大地震以来,晃动最强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细软,预备随时下楼。一年半了,我脚下的土地,已有过6万次余震。这6万次余震,已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灵魂对这个世界的感应方式。
   像大地震以前那么活着,是一种羞耻。事实上也不可能。据说在欧洲,有人已四处打听,预订挪亚方舟的船票。

   其实每一座寺庙,自古以来,都有人订票。不过电影中,最荒诞的,就是政府卖票,1亿欧元一张。在旧约记载中,挪亚卖了一辈子票,而且都是贵宾卡,免费票,但除了他一家八口,竟然一张都没卖出去。人们年复一年,彼此朝贺,说寿比南山、福如东海;by the way,那个挪亚根本是疯子。
   区别在于,那个日子是否可以预测。正好看到一个专家,信誓旦旦地说,我相信人类可以完全预测地震。我说感谢上帝,幸好不能预测,不然政府不但统治我们的今天,还要统治我们的未来。
   很简单,如果那个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就由信仰团体卖票。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他们也有卖假票的。但嗓子说破了,鞋子走穿了,是卖的多,买的见;听的多,信的少。谁愿拿地上看得见的财富,换天上看不见的财宝呢。人类的命运,好像一副不整齐的对联,上联是美好的应许,“浪子回头金不换”。下联是残酷的现实,“不见棺材不落泪”。
   如果那个日子是可预测的,就会变成政府卖票。电影描写的是这个卖方市场,散户被抛弃,大户人头攒动,国家俨然成为上帝。
   因此这部电影,最令我震撼的场景,反而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镜头,而是国家在人类末日来临时所扮演的显赫角色。尽管美国总统的最后讲话,诵读了旧约《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总统而不是牧师,向着全世界布道,其实是一个可怕的画面。令我想起约翰·诺克斯当年面对国王的那段名言:
   “在苏格兰,有两个王国。在地上的王国里,你是国王。但在另一个王国,就是基督的教会中,你不是牧师,而是一个会友”。
   如果世界没有末日,人类就是永恒的,一时的政权没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国家就更加不重要了。因为永恒的意义,早晚要越过国家的废墟。或者说,每个人的灵魂,如一盏盏孔明灯,总有一天从国家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就像孩子挣脱保姆的手,奔向自己的父亲。
   但一个可预知的末日,必将产生一个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国家轻易而举,就凭借它的财富和权势,僭取了在人类精神事务与永恒命运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在那个日子行情看涨,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来临时,如这部电影所说,科学数据、政治权势与商业财富,构成了决定人类命运的铁三角。对我来说,这幅画面,实在远比灭世的洪水更加残酷。
   尽管登舟时,有一段各国政要的良知发现,但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版本。政府造方舟,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一切专制主义,都建立在一种全知全能的国家观之上。以往的好莱坞片,倾向于把预言末日的科学家,与国家主义摆在一种对立立场。让科学家成为双重的孤胆英雄,既对抗天上的命运,又对抗地上的权势。但《2010》把这个张力化解了,倒也显得更真实。意思是说,科学主义从来都是国家主义的配角,科学是可被购买和征收的。因此,科学的全知全能,几乎就等于国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学的万能,几乎也就等于相信国家的万能。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钱学森之于共和国的意义。
   导演在国家主义的拯救观旁边,也拆迁安置了一种多元化的宗教场景。玛雅人的预言,传扬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祷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们的信仰,只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知识论(他们竟然知道科学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对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但在影片中,信仰仅仅被容许存留在国家主义的边缘,而与人类的真实命运无关。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导演在剧情的商业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几个隐藏文本。尤其是特写镜头下的两本书。
   一是古罗马教父波爱修斯的名著《哲学的慰藉》。片头,太阳耀斑爆发,科幻作家随身带着的,就是这本书。波爱修斯被称为奥古斯丁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他在狱中写下这部诗歌与对话体的书。书中讨论永恒和时间的关系,说,“永恒就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这是单属于上帝的。而一切时间内的生命,都无法在时间中的某一刻,认识自己的全部生命过程。一切暂时的事物,都包涵一个永恒的现在,这使人类的活动具有永恒的迹象。但一切暂存的事物都是对永恒的模仿,这种模仿不能长久持续,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所以他说,如果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关系,可借用柏拉图的话说,“上帝是永恒的,宇宙是延续的”。
   这是电影隐藏的一种世界观。也是为什么末日及对末日的预言,对我们来说,具有如此显赫而惊悚的意义。波爱修斯说,唯有上帝对现在的事物拥有永远不变的认识,这是永恒中的认识,是“天命”,而不是对未来的“预言”。
   第二个特写镜头,是科学家醒来,沙发上放着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记》。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类就要像亚哈船长那样,不顾一切,冒险追逐白鲸。梅尔维尔借用了旧约的先知约拿的故事。约拿面对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终顺服。亚哈船长就是抗命的典型,麦普尔牧师则是顺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讲解《约拿记》,小说用了十页来写他的布道。最后,麦普尔牧师说,“服从上帝,就是要违背自己。正是在对自己的违背中,才包含着遵从上帝的艰难”。
   2012年,是京都协定书到期的日子。有人说,这影片太乐观,世界没有真的毁灭。也有人说,这影片太悲观,连世界都毁灭了,人心中的自大,竟然还没被毁去。
   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多么美的劝勉和应许。世界的终极意义,怎么可能存在于机械的因果论中,怎么可能存在于国家主义的场域内。写完这篇文字,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有个牧师说,每一篇讲道,都要像对这世界的最后一场讲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后一次去接他。
   200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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