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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我当农民见证公社化和饥荒91130

孙文广:1958我当农民见证公社化和饥荒
   1960年前后,中国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造成惨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大跃进”,而是合作化、公社化,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要消灭私有制,大饥荒是制度性的产物。
   
   (一)我是公社化的参与者、见证人
   1957年我毕业于山东大学,留校任教。不久就被派去农村“劳动锻炼”,1958年实现“公社化”,我正在青岛郊区李村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三同)。后来返回学校,因为李村离山大很近(当时山大在青岛),所以经常有时间去公社回访。根据我亲身的体验,大饥荒的起因是“合作化”“公社化”。

   
    当时的公社,提倡军事化,每天几十个人排队下地劳动。农家没有钟表,到了出工时间,队长敲打挂在树上的半截铁轨!有时吹号,催了几遍,人还不齐,大家只能等着,待到人齐才下地,干不大功夫,有人嚷嚷“该歇歇了”,于是大家就坐在地头聊天,天南海北地扯淡,也不知道歇了多少时间,队长喊了一声:“该干了”,大家就慢腾腾的起来干活!中午收工是看太阳,没有准确时间,阴天更没准,只要天上飘来雨星,大家就一哄而散,拔腿往家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不多!
   
   公社实行“按劳分配”,每天收工后大家坐在一起评工、记分,但一起刨地,怎能评出谁干的多少?质量好坏呢?领着干活的队长,自然要给他评最高分,明显身强力壮的也评得比较高,有个老大爷,60多岁了,因为他热爱公社,“思想好”,政治挂帅也评高分,其他人,大差不差,谁也不好意思挑别人的毛病,最后的结果:大家差不多!
   
   公社的现金收入有限,一年下来,一天的工分扣了粮食钱,少的时候只得几分现金,家中劳力少的还要倒欠公社!社员分配主要是粮食,而粮食是按照人头分的,不管男女老少,有一口人就分一份粮食,这种分配,和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大家看到干好干孬都一样,谁还下力干活呢?于是就有了怠工、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我和社员一起刨地,就在地里聊天,一位社员告诉我,别拄着镢头聊天,队长看到会挨批!慢慢干,队长不能说啥!
   (
   二)公社办食堂、养猪场和公共厕所
   
   建立公社后农家几千年习惯的生活方式被完全改变。
   原来的农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单元,每家拥有几亩或十几亩地,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男人日出而作,女人在家做饭、养猪、粮食和燃料很节省,农家剩饭可以喂猪养鸡。北方农村做饭,烟道通过土炕,可以取暖。秋天收了地瓜(红薯),大白菜都放到屋子里防冻,一直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公社搞食堂,家里的炊具搬到食堂去了!收工以后,大家还要到食堂排队领取食物,冬天到家饭菜都凉了!办食堂后,家中不做饭,取暖就成了大问题,冬天很难熬!
   
   公社化后粮食成了公有财产,家中粮食全部被抄走,农户不能养猪,养鸡很难!全国肉蛋产量大幅下降,猪肉大减产城市实行配给制,每月发放肉票、蛋票、油票等几十种,城市有的月份(济南)一月发一两肉票。
   
   农家的猪,也集中起来由社队喂养,地里打下粮食直接送到食堂或社队仓库,1958年地瓜(红薯)大丰收,无处存放,于是堆在地里,用玉米秸,地瓜叶盖住。到了冬天,地瓜冻烂了拉到养猪场喂猪,结果很多猪毒死了!初级社的时候,每户还可以有一些自留地,种植一些儿蔬菜、饲料,自己养猪、养鸡,多了可以到集市上卖蛋,补贴家中开销,公社化后这些财源断掉了,城市里发放粮票、肉票、蛋票、油票、布票。农民每月没有这种待遇。
   
   过去农家的院子里有不小的“厕所”(北方人叫茅房)。既供一家人拉屎撒尿,又是养猪的地方,人拉屎后猪会来吃,把人体排泄物的营养充分吸收,农户还会在粪坑上撒一层黄土,既可以防臭又可以积攒肥料。公社化后,我们那个村要求填平农家茅房,在街道上建公共厕所!开始农家看起来比较干净,但是大小便很不方便,特别小孩,照样在自家院子里拉屎撒尿。建公共厕所缺少石料,就把一些坟墓拆平,墓碑用来修建厕所,墓碑的后人,感觉到祖先的牌位在厕所里面供人拉屎撒尿,是亵渎先人,要求归还!最后还是恢复了农家各自的厕所。
   
   (三)干部问题
   一家一户单干,家长不但要考虑明年,还要考虑晚年和子孙。公社干部随时可能调换,他们的行为只考虑眼前利益很少顾及将来,他们不知道几年后自己到哪里去当官。
   
   由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很多事情都是上面说了算,公社的干部,多没有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能力!他们上台之后,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他们当官,是上级任命的,不存在选举!所以处理事情,指挥生产是只讲政治不讲科学,决策时心血来潮,随意而为!这就是所谓的“瞎指挥”!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甚至荒唐的的决策。原来的单干户,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决定种植什么,何时播种锄草收割!合作化后队长要指挥几十几百人的劳作!很困难!有的干部独断专横,为了简单,就做粗放式指挥,冬天地里活少,他们就凭想象决定,让大家深翻土地(我就参加过这种劳动),很多人排起队,将土地深挖一米多深!结果生土翻到了表面,不增产反而大减产!有的庄稼刚刚长到一尺多高,要把它拔掉,改种棉花,这样的来回折腾,粮食怎能不减产!
   
   干部经常多报粮食产量,以便邀功,这就是“浮夸风”。上面要求他们按照上报的产量交公粮,交不出,就只有克扣社员口粮,到百姓家抄粮食完成上级任务(实际上是吹牛上的税),农民只能忍饥挨饿,逼疯了甚至吃自己的孩子!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公”就是共产,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成了公社财产,甚至农家的建材炊具也遭“共产”!公社要“共”生产队的产,穷队要“共”富队的产。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肆虐乡里。
   
   农村大牲畜,如耕牛,骡马等,随着公社化全部交由公社集体饲养,哑巴畜生进了公社后,都饿的骨瘦如柴,大量死亡,因为饲养员,绝对不会像对待自己家的牲口一样去对待公社的牛马!本来私有的大型农具,收为公社所有,保管不善,大量毁坏,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
   
    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有很大的权力,有财权、分配权、调度权,权力不受制约,于是吃香喝辣,贪污腐化,私下流传公社干部“夜夜新郎官,村村都有丈母娘!”这些行为当然引起农民的普遍反感!公社化后,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大下降,造成粮食减产出现大饥荒,开始吃树叶树皮,后来就偷吃社里的青苗,当时有个流行很广的民谣:“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没有成熟的麦穗、玉米被社员偷吃,必然影响粮食夏收秋收,造成大饥荒进一步蔓延。
   
   (四)大饥荒中饿死多少人?
   《红太阳的陨落》(注一)一书中披露,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公布的饿死人的权威数字: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省级行政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一十一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八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七十万八千多人。
   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人”。
   
   这应该是官方统计数字,其实饿死人的数字不会更少,因为现在是中共掌权,不会夸大死亡数字!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注二)一书公布了多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都超过3000万。
   
   如果按照安徽的比例,全国饿死的人数也远超过三千万,安徽的数字是:“1958年凤阳县人口40万人,到1961年下降到24万人,净减少16万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注三)
   
   (五)公社化中的人吃人
   关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年代,中国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当时我就听说有的地方卖人肉包子,近年国内外已有大量报导!
   
   《炎黄春秋》发表了时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的访谈录,述说了祖母吃孙女的记录(注四):
    “这年(1958年)冬天,(河南省)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就见人们浮肿的利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觉,看不见粮食,看见屋里有个小缸,腌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那腌女孩肉的小缸”!••••••••
   
   《炎黄春秋》发表了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记录的人吃人(注三):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发生人相食”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即人吃人-作者)1289起,其中阜阳302起,蚌埠721起,芜湖55起,六安8起,安庆2起,合肥201起”“.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工发生此类案件619起”.“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 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从处理请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达到70%以上”………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做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有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 “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情况,问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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