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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海外民主团体的一封公开信


   牛克思 2009.6.26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博讯 boxun.com)
   
   
    我是仍然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下的普通老百姓,因为偶然的原因得以和你们取得联系,能够通过朋友了解一些你们在国外的情况,真是感到无比的高兴。欣闻你们准备成立“中国民主选举委员会”,在此,我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我一直关心着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你们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老百姓的希望。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你们遭受共产党的迫害,流落异国他乡,有家不能回。我为你们所作的牺牲表示崇高的敬意。
    1989年6.4学潮的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虽然我没有能够和学校里的师生们一起并肩战斗,但是我还是尽了自己的力量支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我在单位上进行募捐,不顾单位党委书记的阻挠和威吓,带领一群富有正义感的同事走向广场,为同学们送去面包和汽水。当6月4日凌晨的血腥镇压之后,我知道当时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的处境有多么的困难,我就拿着《人民日报》到街上寻找,试图赶在共产党的警察之前发现通缉令上的学生领袖,好把他们隐藏起来,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每当从电台里得知有人成功逃出了共产党的魔爪时,我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今天,我能够和你们联系上,这给了我一个继续为民主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发表一点刍荛之见。
    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越来越认清了共产党的专制本质。它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推行的公有制可耻地失败了,不得不重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牙慧,否则中国就会像古巴、朝鲜一样的贫穷。这已经从事实上摧毁了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如果它脸皮薄一点的话,早就应该自动交出政权了,可是它却厚颜无耻地把公有制的崩溃说成是什么“改革开放”。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个执政者像共产党那样在理论上前后矛盾,在实践中厚颜无耻的了!共产党不但掌握了军事暴力,而且掌握了舆论工具,因此它的暴政还可以继续下去。对觉悟者它实行暴力镇压,对未觉悟者它使用舆论欺骗。因此,和共产党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苦的,中国的民主事业要取得彻底的胜利,还需要等到一定的条件成熟以后。我认为,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变。共产党建国至今刚好60年,执政时间说长不算长,说短不算短。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毒害的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还有许多人健在,他们的思想僵化,总以为自己是中国老百姓的救世主,自己对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打江山坐江山的土匪意识根深蒂固,要他们接受民主思想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批人现在虽然离职养老,但是政治能量很大,何况当今政治上的接班人都是他们的血亲,所以只要他们还活着,就不可能允许别人与共产党平起平坐。但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再过一、二十年,这批人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围绕中国民主斗争的政治力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夺取政权后70多年才垮台的原因之一。在此我要声明一下,我认为民主事业要取得彻底胜利有赖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变,并不是要大家消极等待,而是要认清客观规律积极行动,既不作无谓的牺牲,也不作消极的观望。那么,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今天,我们该做些什么工作呢?我认为有三项重要的工作急需我们去做。那就是1.组织建设;2.理论建设;3.财政建设。下面,请允许我就这三个方面的建设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组织建设。在人类社会,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因此需要有组织,组织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的力量。但组织在运作上却存在着好坏之别,运作得好的组织,其力量要远大于运作得坏的组织。在这方面,中国历史可以作最好的诠释。蒙古人和满族人,在人数上都远少于当时的汉人,但是由于他们组织得比汉人好,所以能够以少胜多打败汉人,从而在中原建立起少数民族政权。现在,中国民主力量存在的问题就是各自为政,缺乏良好的组织来进行统一的调度和指挥,而共产党的组织却运作良好。以运作不畅的民运组织对抗运作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后果可想而知。当然,这种差别有其现实的原因,共产党掌握着所有的资源,要官可以给官,要钱可以给钱,把组织发展和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人性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来促进组织的发展。民主力量却没有这种先天的优越条件,但这并不能成为各自为政的借口。在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同盟会不是发展得很好吗?早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不是也发展得很好吗?那么民主运动不能形成良好组织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看,原因在于各个派别的领导人都不愿意尊重别人的意见,稍有争执就拂袖而去,让个人意气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而作为一个运动的组织却对此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惩罚的措施。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1. 可以考虑陈泱潮先生提出的成立“中国流亡政府”的建议,把中国的民主力量――民运、法轮功、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实体性组织机构;
    2. 去年成立的“过渡政府”,可以合并到“中国流亡政府”中,因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过渡政府”的称号不如以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为出发点的“中国流亡政府”好。原因是中国今天的现状不是无政府,不是旧政府已经垮台需要过渡政府维持社会次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叫“过渡政府”,未免给人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对此,需要法轮功群体和过渡政府全体朋友,要有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目光。我相信这是能够做得好的;
    3. 为化解民主力量各派别的矛盾,应效仿美国实行两院制,即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不分派别直接由竞选产生,参议院的议员则由各派别按比例委派。对于没有派别争议的问题,提交众议院表决,对于存在派别争议的问题,由参众两院共同解决。等到民主得以在中国大陆实行时,参议院议员再改由各省和各民族代表组成;
    4.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政府的各职能部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策反部”和“军事部”的建立。“策反部”应培养一些交际能力强的人才,通过各种渠道结交共产党的中高级官员,从中发现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加以团结。“军事部”要培养一些具有军事才能的人才,想办法让他们进入到共产党的军队中,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武装斗争作好准备。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大力鼓动革命青年参加清朝的军队,因为在敌人十分强大的时候,只有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才能掌握武器。孙中山先生认为,武器是没有政治觉悟的,关键是看它被谁掌握,后来的武昌起义正是这种策略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不主张武力推翻共产党,但这决不是说我们不能考虑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一旦共产党的统治突然崩溃,全国将再次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时掌握武装力量将是最好的选择。
    5. 成立“民运部”。“民运部”应该密切关注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从群体性事件中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参与者,想办法保护他们,并且在事后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系,以为今后的骨干力量。
    6. 为了使整合而成的新政府具有足够的权威,不必强求于人,但是凡愿意参加者,就必须在大家平等商议确定的组织原则(或临时宪法)上签字,宣誓遵守新政府的约束,服从新政府的命令。如果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遵守,只要求别人服从自己,自己却不尊重别人,那么,这样的个人和组织决不是真正的民主派,即使他们掌握了政权,也不过是一个新的专制政府而已,他们的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就没有人跟随他们,他们必将成为孤家寡人。
    良好的组织是制胜的法宝,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不用说在民主力量十分薄弱的今天,即使是在民主取得胜利的明天也依然如此。如果各派民主力量不愿意在一个共同的组织原则下活动,那么可以断定中国的民主事业要取得胜利还遥遥无期,就算是共产党垮台了,中国可以进行民主选举了,我们还是可以逆料胜利者仍然是共产党,因为其他民主党派的选票分散,得票最多的不是共产党还会是谁呢?因此,只有联合才能战胜共产党。但过去的联合都是貌合神离的合作,完全缺乏战斗力,只有制定共同的组织原则,选举共同的执行机构,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外交活动,才能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
    二、关于理论建设。套用一句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不管把理论建设放到什么样的高度上来评价都不过分。但是就我的眼界所及,当前的理论研究,介绍性的多,创造性的少;小处着眼的多,大处着眼的少;批评谩骂的多,循循善诱的少。这样的理论没有力量,难以服人。要知道,今天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已经不是扛锄头打天下时的水平了,许多人都具有硕士、博士的头衔,他们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知识上,都不是常人可比的。共产党的理论他们烂熟于胸,西方的民主理论他们也并不陌生,要想说服他们放弃独裁接受民主,除了个人利益这重困难以外,理论上让他们信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中国需要大思想、需要大理论。然而,当今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却是一片空白,以忠君思想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早已不合时宜,以共产主义为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婊子门前的牌坊,自欺欺人了。我们能不能说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就看我们有没有能力为中华民族提供一套新的历史观了。要相信,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在人格上都是值得尊重的优秀分子,中国的问题不是出在有没有好人执政方面,而是出在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上,使得干坏事的官员总是可以受到裙带关系的保护。越是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官员们欺压起老百姓来就越是肆无忌惮。要解决这个官官相护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非民主制不可,可是共产党的高官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有责任说服他们。
    因此,新政府应该在理论研究上加大力度,不仅要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开展研究工作,还应该向其他组织和个人的研究提供支持与帮助,只要是立意恢宏、旨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就行。为了让有限的资金充分发挥好作用,应该成立一个“学术部”,该部门负责发现、甄别有研究潜力的人才,凡是申请研究经费支持的人,都应该经过“学术部”的考察。研究题目可以由研究者自选,政府不应干涉,因为应试之作往往因为缺乏真实情感而没有生命力,更不用说打动共产党的官员了。我们的事业是有生命力的事业,她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像共产党那样对学术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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