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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民族“自决”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从冷战结束到今天,世界局势并没有象某些西方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形成了一个以“民主化”为大趋势的世界新秩序,而是形成了以“民族化”为标志的“部落”政治格局。一方面,人民或民族自决的国际政治原则与国际法准则取代了意识形态,为民族与地方独立诉求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威胁世界和平的民族冲突。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之类的制度,其功能是协调冲突、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至少现在不是)一种道德与价值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其对“自决”的因应必然是谨慎保守的。从国际组织面对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束手无策,到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卢旺达的种族冲突中无能为力,都充份表明,国际社会在现有的国际组织框架和国际法范围内,对解决民族冲突依然缺乏有效办法。虽然,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一向被看作是该国内政,外国势力不得干涉,但是基于《国际人权宣言》和保护少数人群体以及民族自决权等国际准则,国际社会又不能坐视不管。
   
    人权政治固然限制了国家主权(中国也不能不承认和接受这一事实),但依然不对领土完整原则构成否定;人民自决作为一个崇高的观念令人神往,但如果充份得到实现,则必然对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完整原则提出挑战。如果所有的民族都要求自决,那么,世界将陷入永无宁日的混乱状态。自决是人民的不可否认的权利,但自决所包含的破坏力量也同样可以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干扰因素。
   
    在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自决”的观念往往被认为是道义或法理上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这个响亮口号的背后,“自决”所涉及的理论分歧和实际操作上的复杂性,却往往被忽略了。本文首先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自决”观念的源流及其在现代世界政治史上的影响,重点在于讨论民族自决的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制度建设。然后将探讨民族自决原则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所面临的问题。作者的结论是,现阶段国际政治的主宰原则依然是“实力政治”,民族自决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它与国际法上依然有效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有冲突,民族自决正在陷入道德普遍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两难困境之中。
   
    一、国际政治中“自决”观念的出现与发展
   
    在中文语境里,自决是和“民族自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与其对应的英文词汇People'sSelf-determination和德文词汇Selbstbestimmung derVoelker,却有更宽泛的含义。虽然英语和德语的这两个词汇常常被用来表示“民族自决”,但它们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的自决,而可以被理解为“人民自决”。本文用“自决”来笼统代表这两种可能的含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通常都认为,“自决”概念的出现,源于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对国会的“十四点纲领”讲话。该讲话本身并没有使用“自决”这一词,讲话中所包含的“民族自决”原则,是针对“一战”时协约国的战争目的,提出的战后和平分化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所应遵循的政治原则。然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实际上是损害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其后的一系列国联和约也从未提到过“自决”。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所包含的“民族自决”,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误解、混乱,更谈不上将一种国际政治上的抽象道义原则具体化为国际法上的制度和权利。而且,究竟“自决”指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自决,还是一个民族群体或一个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自决,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争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年代希特勒正是打着“自决”和“扩展民族生存空间”的旗号合并奥地利、兼并捷克、侵略波兰的。
   
    直到二战后“自决”原则才在国际政治中明确确立。在苏联的大力推动下,“自决”原则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2条和第55条,把“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依据的友好关系”作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国际法学者认为,在《联合国宪章》中“自决”尚不带有确定的法律意义,而是把民族平等与自决作为联合国的政治目标,其地位是从属于领土不可分割原则和不得干涉内政原则,因此联合国宪章一开始就带有目标冲突。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殖民统治终于结束了,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如1960年的《保障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之宣言》),确认了“民族自决权”,使民族自决权成为受殖民统治的人民争取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有力武器。这样,“自决”原则便具有了国际法习惯准则的特点。但也有观点认为,联大的一系列反殖民决议受到过西方殖民宗主国的投票反对,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形成国际法惯例中的重要作用,那时“民族自决”只具有政治意义,还不足以成为国际法权利。
   
    196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权盟约”(即《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协定书》),则开宗明义地指出:“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根据这一权利他们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设计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联合国通过的涉及到“自决”的另一个重要文件,是发表于1970年的《关于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不但重申了“人权盟约”的人民自决权利,还首次明确指出,“各国有义务按照联合国宪章尊重这一权利”,并把自决与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联系在一起。自决权与人权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它毫无疑问地已成为今天国际社会新秩序的道义基础,但它依然面临着老问题,即与国际关系中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因此,它要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客观约束和主观上的自觉约束,却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影响“自决”观念的各种思潮
   
    有些学者认为,“自决”原则的实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的公民自治理想。但若从政治思想史来看,“自决”观念的发展是与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欧洲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以及美国的独立运动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是以神权的名义实行君权统治,宗教改革运动的加尔文分支提倡自主的、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生活;英国的清教徒则走得更远,他们把宗教自主和政治自主联系起来。尽管清教徒的理想未在英国实现,却为后来北美的独立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
   
    在思想史上对“自决”观念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之父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权利说”和“天赋人权”说。按照他们的理论,国家权力是公民意志的自主运用,这一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人民;人民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组织和参与政治,以平等自由的身份为公共生活订约立法。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也为十九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的立法依据,当出现领土纠纷时,应根据当地人民的意愿的自由表达--全体公民的表决,来处理这一纠纷。
   
    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对自决原则有重要影响的还有另一支思想潮流,即德国赫尔德(1744-1803)的“民族主权说”。赫尔德把国家与民族区分开来,他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民族则是以共同语言为特徵的文化实体,民族成了自决的合法载体,人民国家被浪漫化为人格化的民族国家,并被赋予超越个人自由的绝对意义。这一学说既为欧洲民族国家的运动提供了依据,又埋下了国家集权主义的伏笔;人民、民族和国家被混为一谈,“自决”因而成了剥夺个人权利的集体权利。从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自决”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区别并不仅仅是一字之差。如果说“人民”自决的思想从逻辑上以普遍的个体人权为前提,那么“民族自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则往往表现为赋予自己的民族特殊使命的自大与狂热。
   
    考察“自决”观念在思想史上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康德。康德真正在哲学上为个人的自由立法,彻底把上帝排除在外,充份肯定人的自主权利。他的伦理哲学认为,人的道德意识之所以成为可能,并非来自上帝或外部客观世界;道德意识不是自然的物理定律或神的戒律,而是来自人的先验的对自由的需要,这种自由表现为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因为人是不完美的和受客观物理规律支配的,所以人创造了上帝作为绝对自由与完美的象征;人之所以自由,不是因为他不受外部世界的约束,而是恰恰相反,自由的人是服从一种内在的法律---即道德;只要服从内在的规范,一个即使是受奴役的人在意志上也是自由的;为了达到善,必须能自由选择善;而什么是善,这要由自由的意志来决定,而不是由外部权威来定义,善是人自主选择的结果;正如道德上善的人是自主的,好的政治也是自决的。康德哲学为“自决”提供了道德哲学上的支持,从而使“自决”有了最普遍的以个体生命为出发点的人权价值意义。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看“民族自决”,人们往往忽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决”观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尽管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按照正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和列宁对此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但具体对“民族自决”作出明确理论阐述的则是列宁。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的理论,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就是世界上大多数被压迫的民族联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列宁认为,“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来说,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励分裂、鼓动实行分裂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页)这样的表述,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相当极端化的。
   
    不过,列宁同时又把民族权利与阶级权利联系在一起,认为争取民族权利最终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部份;民族分离是否合理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世界革命和人类进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大团结。所以,一方面,马列主义对“民族自决”的表述最激进彻底,客观上支持了六、七十年代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另一方面,“民族自决”又要服从国际主义的义务,民族冲突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却被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需要所压制。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为近来东欧国家的民族问题埋下隐患,冷战后东欧民族冲突纷起,不能不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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