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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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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去雅安,谁说废墟下已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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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喉与封口,记者何去何从?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多年来,中共对新闻记者的操控一惯使用两种手法,并使之不断交替,十分有效:割喉与封口。不过前者由于其伪善性而鲜有赤裸裸的谋杀,但国内《钱江晚报》11月27日编发的一则新闻却令我震惊。报道说,26日上午7:00左右,浙江省某网站嘉兴频道女记者方芳(化名)被发现死在位于嘉兴市区姜家村公寓的家里。截至记者发稿前,嘉兴警方并没有向媒体通报其死亡的具体原因。该报道进一步披露了细节:记者接到读者报料赶到凶杀现场,看到该公寓的11幢楼靠南边一侧,警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不少围观的居民议论纷纷。住在6单元的张阿姨说,被杀的女主人是浙江省某网站嘉兴频道的一名女记者,今年28岁,去年刚结婚。近几天,女记者的丈夫出差在外。昨天上午,她母亲有事给她打电话,可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就跑过来看看。谁知打开门一看,发现女儿死了,就大声哭了起来并马上报了警。著名痕迹专家俞良华透露,女记者被杀于客厅隔壁卧室的床上,是喉部被割了一刀致死。一位60多岁的老奶奶说,前晚21:30左右有人曾听到楼上密集的脚步声……显然,她的死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但也可能永远成谜。我认为,不论怎样,它都具有振聋发聩的象征性意义,既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只要新闻记者敢于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就会得罪人,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其它人,都会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其受到伤害的程度则因个人运气而略有不同而已。
   象我这样的记者,得罪的是中共高层的官员,如江泽民,李铁映,薄熙来,他们能够操控司法等国家机器,就网罗罪名,恂私枉法,使我入狱5年,假如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就可能象对待上述的女记者一样,或赤膊上阵,或买通杀手,让她死于非命。无疑地,这些做法都对记者造成了恐吓,对新闻自由造成了践踏,也是对一个社会民主法制建设的极大蔑视。
   除了割喉,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情况,在中共宣传部门看来,对记者用钱封口的办法加以管理成本最底,可能也更为有效。去年山西矿难的事例不必复述,以往类似故事多如牛毛。单举11月28日《东方早报》的新闻稿为例。这篇以《国务院严处河北蔚县矿难瞒报事故》为题的文章说,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发生后,矿主隐瞒不报,转移尸体,破坏现场,销毁证据,收买记者,高额赔偿遇难者家属;河北省蔚县和南留庄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工作人员组织或参与瞒报。事故造成34人死亡、1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924万元。国务院的批复认定,这是一起非法盗采国家资源、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恶意瞒报的责任事故。66名事故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其中,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县长祁建华、蔚县李家洼煤矿开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成奎等48名事故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这些小官僚在把别人当成廉价牺牲品的同时,很快也成了顶头上司的祭品,都在意料之中,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当地所有的记者则全部被买通封口,的确出人意料,发人深思。
   报道说,事故发生后,有多家媒体单位的记者采访,要求了解报道事故情况。为瞒报事故,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初步查明,10名记者涉嫌犯罪,待司法机关作出决定后,一并由党的纪律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相应处理。我想,10个人分赃了多达260万元,这是一个多么大,多么惊人的数字!假如用这些钱去改善矿工的物质生活和安全条件,该有多好!矿主为什么要本末倒置呢!

   显然,面对金钱的诱惑,不仅官员和老板,而且当地的媒体均丧失了良知和理性,已是全军覆没,从而致使这一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至今才迟迟公布了结果。真的读来令人扼腕叹息!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新闻界的悲哀,记者只能面对两条生活出路:割喉与封口,或者是讲真话而悄然倒下,或者是跟着官方撒谎而致富,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只能选择其一。
   我记得9年前经历的种种新闻发布会,只要是官方举办的,必定是当地宣传部门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不仅下发的统一口径的新闻稿,不允许做大的修改,只能照抄照发,而且至少每人可以得到一份礼品,或许还有红包,这等于说,在报道方面,官方与媒体记者进行了一种肮脏的交易,用物质利益换取虚假新闻,久而久之,官员和记者达成了一种默契:求官员办事的人贿赂官员,求记者说谎的人再贿赂记者,他们谁也不揭谁的短,皆大欢喜,实际上受损的是大家共同所处的社会。官员为了多赚钱,和矿主紧密勾结,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当然不会改善他们的安全条件,而每一次的矿难及生命财产损失都与政府缺失新闻监督有关,都不会是最后一次,而每一次都无法不牵连记者。只有等到死了人,上级才能亡羊补牢,作秀表演,以变应对下一次灾难的来临。就这样,官员和记者同流和污,而又同归于尽。
   因此,一般情况下,我愿意避开官方举办的会议,而自行选择报道题目和内容,其中包括各种突发事件,但风险很大,因为它直接涉及官员的切身利益,或许会影响他们的官场前程,所以,只要真实地报道生活中的矛盾,就必然面临个人的灾难。我可以例举许多典型事例使读者变得愤怒而无语,比如山西的高勤荣,但限于篇幅而不得不从简,总之一方面,类似割喉而挨打致伤致残的记者很多,有的还被诬陷罪名抓捕下狱,出狱后也受到严密监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名目,以物质利益为诱惑,窒息记者声音的中共宣传部门,花样翻新,手段卑劣,对那些非理性而胆怯的记者,则极尽腐蚀拉拢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几乎全国的媒体都是一个声音,一个面貌,使读报和看电视听广播,变得既简单又复杂。说他简单,是指你只要知道一家媒体的内容就万事大吉。说它复杂,是因为你要思索媒体后面的潜台辞才能恍然大悟,并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痛苦万分。
   概之,如果你不想去坐牢,也不想失去工作,做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得不帮助政府官员撒谎,千方百计地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自然也使他们丧失了选举权和监督权,当然也包括记者本身在内,都在酝酿着社会动荡的灾难,于是,政府官员腐败享乐,贪赃枉法之余,全力以赴地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慢慢地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也日趋激烈,官员希望老百姓变成吃饱喝足拥护他们的猪,然而正好相反,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反差越来越大,造成他们更加焦虑而痛苦,他们越来越不满,便急需记者为其代言呼吁,那么中国的记者怎么办呢?是的,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徘徊时期。记者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
   2009年12月9日于多伦多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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