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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好切入点

   《零八宪章》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好切入点
   
   
   
   2008年的五月份的一天下午,我窝在位于皖北的家中阅读一本由崔卫平女士译著的随笔——《布拉格精神》。那本《布拉格精神》是我2001年在东莞谋生时在一家小书屋买的,几年里我几乎翻烂了这本书,是除了《圣经》之外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其中一篇文章有关于“七七宪章”的介绍。篇中内容概要是:“七七宪章”的成员们实际上是一些科学家、社会学家、诗人或者工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及他们自己的工作和行为;而在签章上签名,只是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他们并非是一些专业的牢骚客。事实上他们往往在成了“持异议者”很长时间之后,才发觉自己已经成了这样的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人,就算他们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花费在这项事业上面,这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要活得真诚磊落,生活在真实中。同样,他们也是一群有六情七欲的人,他们只是说出了其他人不能说和不敢说的话而已。”

   
   读后思绪漫漫,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但感觉“七七宪章”的诉求与今日中国社会的某些现状是何等的相似啊!中国的“持异议者”们也有必要秉承那份良知与勇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觉得,面对制度下普遍的不公正,任何人都不应该长期的忍耐,有限度的抗争是必要的,纵使手无寸铁。面对强权,发出我们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普遍意义上的英雄,未必是横刀立马或流血五步者,那些勇于参与和勇于承担者,才是最需要的力量, 因为强权的让步取决于弱者的敢于表达与所秉持意志的坚韧!
   
   我们都知道,国家天然有责任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但并单只体现在国家身上。每一公民对国家的存在都应负有一份责任,因此对已生效的协定也应负有责任;这些协定是既约束人民亦约束政府的。由于这种共同的责任感,由于坚信公民应参与社会事务和准备投身参与,再由于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中国的“持异议者”们就有必要籍此表达自己的声音,向强权申明我们的权利需求!那就是,强权政府必须与民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特别是促请当局注意对某些显然违反法治的众多人权事件及普遍存在的公权不彰带来的灾难。
   
   很高兴,在2008年10月的中旬,接到一位师友的来电,他告诉我,现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们正准备在稍后公开发布一份类似于“七七宪章”的宣言,(当时我尚不知道这个宣言就是稍后震动海内外的《零八宪章》)征求我的联署签名。在这位师友简明扼要的介绍了这份宣言的19项基本诉求后,即表明我同意联署此宣言。
   
   作为一名维权者,我认为《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不仅非常的温和,而且非常的理性,充分考虑了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政治变革的可能,以及考虑变革的社会成本不至于过大,以避免大规模的动乱所引发的社会灾难,所以才有此慎重的、合作的、具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文本。是一群非常善良的社会各方人士的一种极为善意的表达.但它又绝不是卑躬屈膝的乞求,而是义正辞温的呼唤。我个人签署《零八宪章》,和所有的联署者一样,是发自于内心对民主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权的捍卫,对宪政的企望。目的不是一定要推翻共产党,而是希望可以推动共产党进行必要的革新。
   
   作为《零八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博士被强权当局蛮横逮捕,表明了当局的极端不自信。随后对《零八宪章》首批联署的303人中的绝大多数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询问或者谈话。果不其然,在《零八宪章》正式发布后的第三天,安徽省宿州市国保支队即强行进行询问。询问主要围绕着宪章的来源进行,而我则主要谈了《零八宪章》的温和性,并且谴责了对刘晓波博士的逮捕行动。
   
   刘晓波博士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他被警方拘押,随后被枉法逮捕,令人愤怒的是刘晓波先生迄今拘押已一年还没有被释放。令人欣慰的是,《零八宪章》的后续签署者已经超过一万人,随着大家的努力,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强权当局应该明白,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
   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绝对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后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及早的进行政治改革,无论是对于中国民众还是中国共产党而言,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难道非得要发展到鱼死网破的那种境地,那种结局无论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都将是一场人类史的重大灾难!民主是保护所有各方利益的最好的政治运作方式,期待作为强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思民所想、虑民所忧,勇敢的放下包袱,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尽快的回应零八宪章的诉求,给中国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待,给自己一个机会!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而《零八宪章》是中国政治变革最好的切入点。
   
   2009年12月2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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