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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土地,土地!》/更的的

   
   红色革命夺取并巩固其政权以后,耕者有其田的幻想彻底破灭,权力机器的根须深入农村,自1953年起、1955年――1958年的合作化进程,1965年的户口管理条例,其后20余年,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无路可逃。其中1960年的大饥荒更是自大、颟顸、蛮横的权力机器对农村干预的史无前例的荒唐和惨及人寰的罪行。
   
   
   庞大的权力机器必须更加榨取农民以维持其运作,而权力机器的越来越深入的干预,使得农村环境更加恶化,这是恶性循环。当时,公权力依赖动用强权保证“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的所有副业和家庭副业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包括农民自己养几只鸡鸭也要由基层政府确定,而农民养的猪则必须由国家收购;所有外出打工的自谋生路都是“盲流”。即使偶尔有允许外出的地方,也必须交足生产队的各种提留,然后用钱购买基本口粮。公权力切断了农民发展的所有生路。

   
   1979年-1989年的改革,其实只是公权力对农村的部分放权。小岗村什么的只是一个不断演绎的改革神话或者表皮。真正的农村恢复一线生计,来自公权力退出的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进步,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种子完成了绿色革命;二是不再以粮为纲,允许农民自己决定土地的使用,短短十年间,各种种植、疏果、养殖业一天一变样;三是逐渐允许农民离开农村、社办企业或者自行谋生。国家机器的些微松动,农村如获及时雨。饥饿贫穷了几十年的农民迅速向城市井喷。
   
   
   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也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产出。农村的问题不是劳动力组织形式的问题,也不全是分配造成什么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不要把政府的错误推给农民,不要把这看作是改革的功劳,什么是改革?本质上就是改正、修正错误。
   
   
   然而,1989年以后,随着公权力在曾经退出的地盘全面复辟,利益集团随之产生,农村又开始渐渐陷入困境,所谓小岗村一夜解决温饱,三十年没能小康,原因就在于此。对农民的剥削继续和原来接轨,包括对农民工消消停停的剥削。这也是公权力为什么始终坚持不肯进行户籍改革的原因。
   
   
   但是,总算有一条路没有堵死,农村才能继续艰难发展,这就是农村劳动力仍然可以向城市转移。农民,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这条路也当然不会被堵死,如果堵死,也是堵死了利益集团最根本的生财之道,巨大的财富也是农民一点一滴的细流汇成的。30年引以为傲的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则完全是由于廉价劳力的低工资而获得。
   
   
   无论如何,人均一亩三分土地的产出总是有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情怀。所以,如果现在把渗入各种行业的、以及大量自行谋生的农村人口赶回农村的话,农民只能饿死。
   
   
   所谓城市化,其实就是土地养不活农民,农民流离失所,这是一个十分惨烈的几代人在路上的过程,而公权力和权贵利益集团还要从中作梗,和农民争利,就尤其艰难。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看一看进城务工者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于心何忍。
   
   
   必须取消封建的二元制的户口制度,让农民进城的同等国民权利用法律固定下来。
   
   
   土地必须无条件还给农民,物归原主,天经地义,现在有些好心的的或者心怀叵测的人为农民无端担忧,担心农民得地以后陷入更大的困境。真是咄咄怪事。
   
   
   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物归原主,就像本来是你自己的钱给别人莫名其妙拿走,而且至今坚持不还。不还的理由竟然是担心一旦还给你,你不懂得勤俭节约,担心你变穷,所以还是不还给你好。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理由吗?
   
   
   即使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从一个所谓“集体”的东西手里拿走土地,难道不是更容易吗?三十年来拿走的还少吗?“集体”是眼睛也不眨一眨的。这些担心农民失地的衮衮诸公又何时吭一声呢?而要求土地还给真正的主人,他们倒忽然义愤填了膺。
   
   
   土地流转,是一直在流转的,甚至私下在买卖的。学者专家衮衮诸公们好像突然一夜间发现了这个事实,真是奇怪。政府不要干预农民的生存之道,尤其不能强行干预,以各种借口参与经济活动或者权力寻租,不要和农民争利,更加不应该继续剥削农民了。如果政府需要粮食,那必须拿农民愿意的钱去买或者实行补贴,这才是市场经济。
   
   
   农民在国家权力中必须有自己权利的代言人,农民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比如农业公会或者其它行业公会。哪怕不要政府的帮助,不要什么“反哺”,只要把几十年亏欠农民的一部分还给农民,只要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民自己也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保障体系,农民完全有能力持续发展并且建设新农村。对于农民,政府应该真心充当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和城乡利益的调停者。这才是“共和”的本意。
   
   土地,土地,土地,应该物归原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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