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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的/《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

   
   偶尔翻得《读者》转载茅于轼先生大作《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读毕却是拍案惊奇、大为不解,事情才过去三十年,难道就已经如此陈旧破残,以至茅于轼先生如此模糊不清了。
   
   仰天长啸罢,就茅于轼先生文中一些不敢苟同之处列出,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第一,茅文云:“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拿二级工的工资。”
   
   每个人基本都拿二级工的工资,这话是对的。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36元,因为地区差别,各地二级工的工资不一样,42.5元不知道是哪里的标准。又因为企业所有制性质及工种的不同,工资基数又是不一样,所以二级工的工资基本是28-36元。特殊行业则高得多。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当时,虽然物质上没有奖励或很少奖励(有时候会奖一个茶缸什么的),但是一个先进的光荣称号和其它荣誉也是很鼓舞人的。所谓工厂里人浮于事,和今天的国有企业比,决不会更人浮于事。工人们每天的劳动还是尽力尽职的,甚至每一次劳动竞赛也是真正的竞赛。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也不可能怠工。
   
   至于为什么人浮于事,为什么工厂企业效率差,这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决定的,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销售等等,这和工人的劳动态度无关,这也不是可以由工人来决定的。事实上,笔者十分反感的是当政者及其附庸总是把责任推到最底层身上去的做法和说法。
   
   把全民企业的失败,把人民公社的失败,都推到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底层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劳动付出上去。就像把政治上的积重难返、无所作为推卸为百姓素质太低一样可恶。
   
   这批工人现在基本都下岗了,网络上是有很多没心没肺的人无所谓地叫好的,把不该由工人、农民承受的罪名横加到他们身上去。茅于轼先生于心何忍?
   
   作为一个问题的另一个面,付出和工资报酬永远不可能完全对应的。譬如现在,即使已经声称打破了大锅饭三十年,干多干少不一样,各种经济手段使尽了,但是中国制造仍然是粗制滥造,品质不佳,企业依然不景气,这也同样不应该由工人的积极与否来承担的。
   
   
   第二,茅文云:“那时生活苦,没有人会想着去赚钱”。
   
   这话就太不讲生活常识了,太不懂人性了,任何时候总归有人想着去赚钱的,即使要冒比较大的风险。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是人的基本欲望和权利。
   
   譬如,倒卖各种票证、倒卖副食品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譬如上海,那是什么票证都有买卖的,粮票、布票、工业卷、外汇卷、甚至邮票、纪念章。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如此。只要某商场买几百送几百的促销措施出现,立即就会有人设法从中赚钱。上海人谓之“黄牛”、“打桩模子”。
   1968年,大批知青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以后,长三角的社办经济呼之欲出,一大批“供销”应运而生,车床、钢材、铜材、胶木粉、塑料粒子都成为抢手货。城里工程师、工人师傅休息日下乡指导、帮助生产更是屡见不鲜,难道这不是想着去赚钱?
   
   不管强权如何遏制人性,人性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抗的。没有铁板一块的。
   
   第三,茅文曰“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
   
   这话也是缺乏对人性的了解,罔顾事实。当然,西装是没有的,有也是不穿的。中山装其实也是文革后期“的卡”这种面料问世后才大量出现的,最早出现的中山装倒是黑呢的。
   
   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时,城里人穿什么呢?笔者随便想来,就有譬如学生装、春秋衫、军装、夹克、工作服,还有青年衫、铁路装、上海衫。而女人手中的各式毛线衣更是层出不穷。女人也是可以穿裙子的,虽然比较长。
   
   铁路装是立领,设计灵感来源于铁路员工制服;上海衫则是劳动布制作的小方领宽大外套,是当时全国的最新时尚,里面配着尖领白衬衣。下面穿裤腿很短的裤子,直档横档都收得很紧,女人穿起来很性感,绷紧了。下面则是流行有一周白边的牛筋布鞋,东京鞋。
   
   而夏天,曾经流行过老头衫(白色圆领汗衫)、海魂衫、蓝色或白色晴纶背心、晴纶运动衫裤;冬天,则流行过拖拉机棉袄、风雪大衣,有几年流行人造棉面料的中式棉衣和中式棉衣罩衫,把棉衣袖口卷起来,把里面的白衬衣袖口翻在外面,这在当时是很酷的。女同志则有各式花布的棉袄罩衫,还有呢大衣。
   
   第四,茅于轼先生曰:“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
   
   这就非常奇怪地想当然了,北京是不是供应最好的城市,无从比较。但是,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及其恢复其间,一般城市是有肉类供应的,当然是定量凭票的。
   
   就是那三年,也是有肉类供应的,虽然很少。人们往往购买肥肉熬猪油。除了“自然灾害”那三年饿死人的时候,居民口粮搭配山芋、山芋干以外,我们这个城市居民口粮是一直是大米、白面。有时候,人们希望买到籼米,籼米烧的饭,看起来比较多。
   
   当然,口粮是不够的,副食品稀少,半饥半饱。闲时吃稀,瓜菜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至今少有胖子。
   
   饭店里的供应,鸡鸭鱼肉是一直有的,但是没事点一席菜吃是不大会的,现在也不会。三十年前没有吃过小笼包子、肉包子、菜肉馄饨、鸭浇面、鳝丝面、春卷的人是不会太多的,怎么是“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呢?有一段时间,猪头肉很便宜,两毛钱可以买大半茶缸。
   
   第五,茅文云:“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这也是过份夸张了,也太小看老百姓的应付能力了。强权怎么能够压抑得人不思想呢?
   
   有思想自然会交流,不过选择交流对象比较谨慎罢了。
   
   夫妻,那还是无话不谈的,互相检举毕竟是个案,就像今日鼓励太太反贪只是笑话。
   
   即使在红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好朋友之间还是有交流的。在私下,譬如对于文革、社会体制、林彪、江青及其丈夫等人的非议和调侃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阶级斗争最厉害的时间,一样如此。甚至一直有人模仿江青及其丈夫或者其他人讲话,以博一粲的。
   
   何况,现在的人可以随意交流思想吗?
   
   第六,“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茅于轼先生对于农村的理解太概念化、太图解化了,农村是穷,是吃不饱,每一个人都挨过饿。但是这不是因为大锅饭,不是因为出工不出力。这些都是为政者推卸过错而强加于农民的污蔑不实之词。那时候的农民一年到头付出的劳动远大于解放前,已经接近人体极限了,而土地不会因为仅仅投入大量人力劳动而增加产量的。
   
   因为茅于轼先生对于农村似乎太不了解了,农民为什么会挨饿?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什么是三定,什么是征购粮,什么才是余粮,收购价格是多少,国家是如何剥削农民的,公权力是如何愚蠢地干预农业生产的,生产队是如何分配的,口粮、工分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分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些细说就太烦了。即使说了,不想弄懂,无论如何也还是不会懂的。有谚语云,喊不醒装睡的人。
   
   第七,茅文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
   
   这话基本不对头,固然由于公权力从本不该管的地方退出,农民是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农民的体力付出大大减轻了。但是产量的上去,生产成本的相对降低,主要是由于种子、化肥和农药,也就是科技这个生产力。如果没有种子的改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生产,那么,无论怎么样承包责任,产量也是上不去的。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或被故意误导的,都以为农村的改变源于小岗村,小岗村只是一个政治信号。
   
   农村经济状况的真正好转主要是因为允许农民离开土地,倘若这批人还是捆绑在这片土地上,那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的。不管如何承包、不管产量如何高也是没用的。
   
   但愿农民本应有的这个权利不会再收回去,那将是我们大家的不幸。
   
   第八,茅于轼云:“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
   
   这个结论下得比较仓促勉强,比较不逻辑。因为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对什么是改革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从来没有一个以民生为本的量化标准以及可以测定的方法。生活的改善,只是得益于在一些方面回归了本应如此的常态。譬如农业。
   
   而且,一件事情,感性的“好不好”是不能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迄今为止,凡是公权力退出的方面,也许是和过去不同。但是,这是不是当政者所谓的改革还是改正呢?
   
   不管茅于轼先生是为了证明什么,夸大曾经的错误并不会使改正错误更有理由。不管证明的目的如何真诚,证明的过程更需要真诚。
   
   笔者认为,如果有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是可以谷歌、或者坦承自己的无知的。一般人如此,茅于轼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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