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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近代宪政的演化(2)大宪章的缘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3)大宪章运动的意义与成就
·近代宪政的演化(4)欧洲宗教改革与宪政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5)异端宗教信仰的政治功能
·近代宪政的演化(6)英国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创立
·近代宪政的演化(7)英国光荣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法国君主专制的强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欧洲专制时代及其内部张力
·近代宪政的演化(10)法国启蒙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11)苏格兰启蒙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12)美国独立宣言
·近代宪政的演化(13)制宪会议和美国宪法
·近代宪政的演化(14)法国革命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15)革命法兰西的激进化及其对欧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16)拿破仑时代
·近代宪政的演化(17)拿破仑的失败及其遗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18)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复辟
·近代宪政的演化(19)英国宪政在十九世纪的进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20)多党制在美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21)十九世纪的西方政党政治
·近代宪政的演化(22)十九世纪法国民主道路的曲折历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23)日尔曼民族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24)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25)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26)日本的明治维新
·近代宪政的演化(27)中国对西方的初步反应——洋务(自强)运动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28)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29)中国的改制:戊戌变法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30)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1)戊戌失败后的宪政改革--晚清新政
·近代宪政的演化(32)晚清新政的内容
·近代宪政的演化(33)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34)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35)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6)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37)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38)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39)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0)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近代宪政的演化(41)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近代宪政的演化(42)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43)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4)日本侵华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45)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46)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47)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48)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近代宪政的演化(49)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近代宪政的演化(50)战后德国重建、
·近代宪政的演化(51)柏林危机(1948-1949)
·近代宪政的演化(52)战后中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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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60)1956年匈牙利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61)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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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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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99)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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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思想的中国流

来源:动向

“縱向民主”——新政治模式


   思想?中国还有思想吗?有还是的。不过是潜流,是那些没有被三个代表的鲜活之水,在地下静静流淌。
   而被目迷五色的各种方式代表了的“思想”喧哗,虽然个别的也想挣脱党八股,披上了绚烂耀眼的奇装异服,但一遇天体海滩,就现出了原形,令观者摇头掩目,哄笑而去。譬如,大名鼎鼎的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奉领江泽民十三年前嘱托“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中国大陆的大)故事呢?”,诚惶诚恐多年,终于在2009年讲起了中国“大陆的大故事”,他写成一本《中國大趨勢》,預言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心。此話讓國人大大地過了一把癮,实在是太有才了。
   书中他的重要发明是“縱向民主”——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民間自下而上的參與,据说是中国的一種新的政治模式。不过仔细审核这一发明,却颇有些为这位80岁老叟担忧,我恐怕它要陷入版权纠纷。原因无他,盖因早在几十年前,这一模式就由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开发出來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完全可以精确地与奈斯比特这一术语相互替换,相互描绘的。 中国“民众”正是“自下而上參與后被自上而下集中”了起来,才造就了如此崭新的“民主模式”的(当然,那些自下而上的力量后来也就静悄悄的被“集中”式地湮灭了,是为后话,不赘)。奈斯比特的发明,何新之有?不过,倘若指控奈先生剽窃希、斯、毛的知识产权,恐怕也有欠公允。盖因他不懂中文,老先生写作的全部资料来源是28位中国大学生研究生从中国的100个城市的党报喉舌中摘编出来并译成英文,供他阅读的。生活在中国的人,听到100份党报摘编,都不禁莞尔,大呼奈先生被忽悠了,你老多花了99%的冤枉钱请助手。其实只需一份党报摘编足矣!那些领他薪水的年轻人一定不会告诉他党国媒体一统天下的著名密诀——“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用这些资料拼装成的《中國大趨勢》及其政治新术语,它的“创造性”何在,它与“西方式的橫向民主”有何区别,对任何智商在60以上的中国人,想来是不言而喻不问可知的。

幸福感泛化——“新盛世主义”


   然而,在2009,另有值得注目的存在。一部小说——《盛世——中国2013》在今年破网而出,是为一景观。作者陈冠中,出生上海,四岁赴港,曾居台六年,近十年长住北京。他以自己独特视角,对这种盛世的喧嚣作冷眼观。他既状写当下中国的种种世象,更别出心裁地发挥小说的想象,预言2011年世界经济因美元再度崩盘进入了冰火期,中国当局实施了“冰火盛世计划”。在全球经济崩盘的头一周,当局先放任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出现动荡之后,突然让大批军警在几百个城市同时出动维持秩序,实施严打,震慑了一切反抗,恐慌中的全国百姓表示热烈欢迎。接着,官方出台紧急措施,令国内所有个人存款的25%必须换成购物券,三分之一在90天内花掉,三分之二在半年内花掉,过期作废,有力地拉动了内需,使国内企业活跃起来。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中日联手的新战略,让亚非拉国家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都成了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国。(详见丁东:“从1984到2013”, 载12月2日《纵览中国》) 小说中令人惊悚的创意在于:在世界进入“冰火期”后,《人民日报》宣布盛世降临前,有一个月的日子“失踪了”。“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那一个月的事,大家都忘了。” 这的确是奥威尔式的神来之笔!阅读至此,要阻止脑子里出现八九六四,坦克满街,全城搜捕,洗脑术和遗忘术,以及后来的萨斯(非典)流行的场景,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有意思的还在于,小说中,官方居然用一种标准化生产的化学药物,添加在自来水和各类饮料里,覆盖城镇99%以上、农村70以上人口,让大家普遍沉浸在欣快的感觉中,使中国一下子变成全球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这时,中国知识界停止以往的争论,达成空前共识,打造出一个“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真是绝妙好词!十项国策中,每一项都是马列毛“辩证法”的杰作:自反而归零。活脱脱一副当代中国素描。颇为“和谐”的是,在洋溢着“幸福感“的盛世里,游荡着《1984》和1989的幽灵。在这里,作者的想法似隐似现,似赞似讽,似笑似泣。难怪李欧梵要称之为“美丽的新世界“了。

中共60年——解决“三挨“问题?


   2009,是中共建政一甲子,各式回顾及评估震耳欲聋。北京的最高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某一研究所所长,也不甘寂寞,奔忙于途,四出演讲,鼓吹盛世。其颇为得意的口头禅是所谓60年来,中共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三挨”问题。即,毛泽东的成就是解决了中国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挨饿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了(即西方舆论和中国异议知识人对中国专制及其人权状况的广泛批评)。这可说是道出了中共目前花费纳税人450亿元的“大外宣”战略以扩展其软实力的心理背景。
   “三挨”的说词,是中共宣传教科书洗脑的缩略版本。我们也不妨一一略加辨析。
   毛使国人不再“挨打”?此话初闻似是,略思则大谬不然。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历史。当尘埃落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正面和强者的角色,不但被列为世界五强,而且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还是常任理事国。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已废除。其时,何来“挨打“之虞?倒是此后未久,国共两党为争夺神器,逐鹿中原,大开杀戒,使千万中国子弟相互挨打被杀,尸横遍野。此内战死亡的同胞,远远超出了抗日战争殉难国人。而毛泽东用暴力抢得王位后不久,又罔顾党内外理性声音,力排众议,悍然派遣大量中国青年赴朝鲜对抗联合国军,以挽救侵略南韩的北韩金氏政权。使近百万中国青年化为炮灰,挨打被杀,血浸异国疆土。如此嗜战,以同胞生命铺登龙之路,而偏说是使中国人避免了“挨打”,确乎是如假包换的天方夜谭。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毛以共产意识形态实施武装夺权以及以妄念对抗联合国而出兵朝鲜,“一将功成万骨枯”,才导致千万中国人挨打被杀,人头落地,血流漂杵。
   邓使国人不再“挨饿”?现在,历史事实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晰。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被毛氏暴政导致的饥饿折磨得忍无可忍,才冒死犯难,签下生死状书,开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关键的缺口。其实,甚至在此之后的中共三中全会文件,也并未承认小岗村农民这一悲壮之举,仍然沿袭毛氏旧例,反对“包产到户“。当然,应客观承认,在此之后,在邓小平主导下,小岗村之举终于得到中共认可。有鉴于此,使中国人摆脱挨饿,邓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得到客观评价的。但是,首义之功当归甘冒生命危险的小岗村农民,邓只是顺应了农民的强烈意愿,纠正了中共在该领域的历史罪过,这才卸除了束缚于农民身上沉重镣铐的。况且我们不应忘记,这一镣铐正是中共强加于农民身上的,它造成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特大饥荒,骇人听闻。首恶者自然当推毛泽东,而中共政权,作为胁从执行者,亦难辞其咎。
   至于为今之计,如何不再“挨骂”,如何摆脱千夫所指的困局?令人不由不联想到中共450亿元的“大外宣”战略。诚然,好美之心,无可厚非。然而以为大把撒钱,有了高精尖的硬件设施,就有了主导性话语权和北京梦寐以求的软实力。这种迷思,无异于视涂脂抹粉为天生丽质,缘木求鱼而已。只要中南海为垄断政治权力,仍然视国民为家奴,恣意剥夺其公民权利,断绝还政于民之通道,那么休说450亿,就是4万5千亿,也绝难买回其权力的正当性和政权的文明形象,也难于在言论自由的国际媒体竞争中以封锁真相并颠倒黑白的老伎俩胜出。只要看看今日东京成田机场的冯正虎先生,结论就清楚了。北京纵然洒下亿万银元,其奈冯何?能遮丑乎?毫无疑问,只有内政修明,才是外交美容的根本之道。舍此,断无捷径可寻。
   

中国模式:破解斯芬克斯之谜


   
   诚然,中国30年来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人们口中的“中国模式”已倏然化为一个四不像的怪物,一座斯芬克斯巨像。它影像模糊,构成混杂,难于定义。面对中国,人们已常常陷入失语状态,遑论那从未被清楚界定过的所谓“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了。
   有鉴于此,让我们化繁为简,复归常识。2009,让我们回到最简单素朴的思考。虽然,它并不花枝招展,夺人眼球,但它久经考验,历久弥新,坚实可靠。
   简单常识之一,中国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基本的经济层面,并非中国创造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道路,恰恰相反,正是它逐步摆脱了毛泽东异想天开的“中国特色”的管制型计划经济之路,分享了一部分“普世价值”——市场经济要素,松绑放权让利建特区,加入了世贸组织,进入了国际经济体系,才获得经济起飞的。
   简单常识之二,中国近年来外资的巨量涌入导致GDP的快速增长,除了过去众所周知的起点极低、劳力极贱之外,它的低人权、低福利、无独立的工会农会为劳工争取权益,不计成本的环境破坏,几千万海外华商对母国的乡情,是其他以人权立国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简单常识之三,上述二项常识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中国式政府主控的权贵资本主义,贫富高速分化,贪腐极度横行,公正荡然无存,无可救药地走向官匪勾结的黑社会化。
   简单常识之四,中国人也是人,并不自外于普遍人性。人权的被剥夺不可能永远如斯,还政于民、还地于民不可能永远悬空。30年来,1979的民主墙运动,1989的天安门运动,2008—2009年之交的零八宪章运动,在在表明中国人不绝于缕的坚韧诉求。2009年6月, 上述三代宪政追求者聚会纽约,传递薪火,寻求交集,寻求民主宪政思想在三大运动之间的历史性连接。它令人信服地表明,30年来,宪政思潮一直在持续发酵,在扩展深化。如今在中国,它已逐步共识化了。
   这就是有关中国的基本常识。任何对于“中国模式”的界定,离不开这些基本常识。2009,作为一个转捩点,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基本的标志,就是中心词的转换:作为中心词的“改革”,今天已让位于“宪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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