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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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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变,我也没有变”
·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
·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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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的北京[1]

    阔别九年,北京,每一步都是重逢,每一步──都是告别.
   2009年11月19日晨,首都机场第三航班楼候机大厅.一左一右,两位年轻的机场警察,一个手上攥着我的护照和登机卡,另一个全神贯注。我在中间被“监护”着,拖着行李箱,一步不停地往最深处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登机门走去。
   我问警察:“你知道国家为何禁止我入境吗?”警察回答:“我不知道,我看你挺斯文的。”我说:“因为我从事文学.”警察无话。
   国航CA185班机登机门前,久候的验票员彬彬有礼,警察解释,并递上我的登机卡,我踏入登机门,穿过登机甬道,警察紧随,直到机舱口,他将护照交还我,看着我走入机内。可以想像,他们将守在机门口,直到飞机启动、滑行,起飞,直到我被确认离开北京。
   北京,九年前的8月底,出狱便是流亡。“……早晨六点半,我被叫醒,要求立即刷牙洗脸刮鬍子,以维护祖国形象。然后豆浆油饼小米粥,再由警方开车上路,继续七拐八弯九转悠。清晨,苏醒的北京郊区,我那北京的记忆。我望着一街一景一草一木、大爷大妈大姑娘、背着书包上学的少男少女。这是我的北京,我最后的北京吗?我竟泪下沾襟,前后左右『押送』的众便衣缄默。我被送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的父母家,与父母、弟弟匆匆话别,带上他们连夜为我打理好的行李,再『押送』首都机场,送上飞往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国航班机,『遣送』出境。”

   警方高官宣称:“你必须被遣送美国,你要为中美关系作出贡献.”那年,我犯的是“非法出版罪”,因为我在北京印刷了《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第13期。
   九年后的11月18日,我坐上由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北京的中国国航班机,机舱内,空姐的京腔、京味,北京乘客的“痞”。北京的懒散,北京的随性,我已置身在北京的氛围里.
   八个小时后,清晨六点半,天濛濛地透出了亮。广播响起:“各位旅客,请系好你的安全带,飞机将在二十分钟后降落首都机场。飞机下降,此刻,我移坐到舱窗边,开始凝视窗外。天边,绛红色的晨光,群山,渺小的建筑物渐渐矗起。我的心提起来了,河北,北京。北京,我抑难自持。
   降落,俯冲.我看到群山延绵,晨霜的大地广袤。渐升的太阳下,雪堆闪烁,树木兀立,枝杈,正倔向天空。依如我早年诗中的想像:
   山峦般起伏的北方
   落错强悍
   飞机落定。旅客走出飞机,走入连接舱口与机场大厅的临时甬道,寒风扑面,零度的北京,多熟悉的气温啊──清醒的凛洌。
   踏入了,进去了。我在了。
   巨大簇新的首都机场第三航班楼候机大厅,它的造型如飞翔般恣意,一排排的皮椅一望无际,(与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初识)旅居柏林的日本艺术家罔林子感叹着。入境大厅前的疾病检疫关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旅客们一个个地递上了健康状况表格,戴着大口罩的疾病检疫姑娘,用京腔告诉我:“你填的不全,请到一旁补填!”我退到旁边,索性拿起相机,拍摄.
   经过了疾病检疫关口,我和罔林子在入境大厅前相拥着告别.此刻,天已大亮,无边的窗外,空空如也的停机坪上,三、两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停着。我走到入境关口前,问闲着的海关人员:“请问,如果是过境转机,可以入境北京吗?”海关人员答道:“可以。如果时间允许,你可用由右侧的过境关口立即入境,可以在北京逗留不超过24小时,可你不能错过你转机班机的起飞时间.”
   我谢过,走向转机关口,排队。我抑制着将要在机场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沖动,我要给父母、弟弟,我少年的好友,给久别的北京哥儿们一个惊喜──我在北京了。
   递上护照和转机卡,柜台关员把我的名字键入电脑,他眉头一皱,盯着电脑萤幕,他随即抓起桌上的白色电话,对着电话说道:“这里有些状况,请人过来。”我的心一沉,站在一旁等候,一个海关官员走了过来,仔细查看着电脑.
   “请问,你的中文名字是XXX吗?”
   “对。有问题吗?”我说.
   “我们需要核查一下你的身份,请问你是哪年出生?”
   “x年x月x日。”我回答。
   “请你跟我们走一下,我们要核查一下资料。”他说.
   “我上了国家的黑名单吗?”我追问。
   官员没回答。此时,两位戴口罩的警察要我和他们走一趟。我们并排,直走,进入挂有机场警察中队招牌的通道,我被带入一间写着“询问室”的房间,一位戴口罩的警察让我坐下,他则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问:“这是扣留我吗?”,他说:“不是,是需要核查一下我的证件。”我定了定神,评估了一下可能的情形,搜身?扣人?为我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的“所作所为”小审或大审?既来之则安之。我由行李箱中拿出月前在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馆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时代的精神状况》(Man In The Modern Age)中译本来读.戴着口罩,“正襟危坐”的小警察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询问室”不大,被人盯视下的阅读并不自在。读了两页后,我合上书,打开旅行箱,拿出手提电脑,启动,想看看电脑显示上的确切时间,小警察见状,说﹕“在这里不可以上网.”我反问﹕“和机场大厅一样,询问室会有免费无线网路可上吗?”小警察回说﹕“去年奥运期间曾有过免费无线网路可上,现在确实没有了。不可以上网是规定。”我看电脑,时间已是八点十多分。我说﹕“我得上厕所。”小警察用手机请示,随后,他带着我,走过通道,来到厕所,厕所内无人,他站在不到一米远处,不以为忤,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站在小便池前,为挡住他的视线,身体斜倾,贴住便池,再掏出……我窘,我以为他会避开,可他面无表情,仍旧盯着,我浑身不自在,许久,尿不出来。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被男人盯着小解过,女人?好象也没有。我告诉小警察:“撒尿也要监视吗?你这样盯着,我撒不出来。”小警察面无表情,仍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火上来了,头扭向他,对视,用眼神告诉他,再盯着,我就要“发作”了。我们“对峙”,我的目光逼视,小警察有些不自在了,显然,他并不是天生喜欢看“坏人”撒尿,可他的职业有要求,“坏人”不能在他的视线外。终於,他身体侧斜,头稍扭,目光错开,用对我半看不看的方式避开了我的目光。呆立在便池前的我,稍稍方松,终於,“水”放出来了。
   半小时后,另一位海关官员在两位警察的陪同下走入询问室,他立定,举着我的护照字正腔圆地宣佈:“经确认,你是禁止入境中国人士,不可以入境北京。所以,你在机场转机候机期间将受到监控,不可自由活动。现在,你将在警察的监护下,前往飞往台北的国航班机.”
   “你是禁止入境中国人士,不可以入境北京。”“你是禁止入境中国人士,不可以入境北京。”“你是禁止入境中国……”这声音似乎在我耳边盘旋、反覆,我在确认一个早有预感,却不愿面对的事实。我楞着,半晌,我用微颤的声音,一句一顿地说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北京人?北京,对我意味着什么,你们懂吗?”我的神情冷峻,不,还有愤怒。“我年迈的父母就在离这十公里之内住着,你们知道吗?”我几乎不能停顿:“告诉你们的上级,转告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禁止入境黑名单上有多少人都和我一样,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请问,我因为什么被禁止入境中国?告诉我为什么?”
   官员和警察们并未打断我,他们听着,听完了,小警察们瞧着官员,官员的脸上则带着一丝无辜,气势不再,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原因吧。”
   八点四十五分,由北京飞往台北的国航班机渐渐滑升。初冬,有着壮观的平静.我贴着机窗,从至上的高度,以更强烈的专注,为视野中的北方定格──树木从容,原野辽阔,北风,呼啸着,大地洗尘.下前方,一排排平房远去,而炊烟,正杳杳升起。
   痛,缓缓袭来。我,祖国的禁入者,抑止已久的泪渐渐盈眶。
   “白发,骨灰,家乡,九泉。”
   这是我的北京。
   我最后的北京。
   [1]贝岭於2009年10月至11月在德国先后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和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荷塔?穆勒(Herta Müller)会面、国际诗在线(lyrikline.org)柏林诗歌节后,於11月19日晨,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北京。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至台北期间,受到北京机场警方置留,并授命宣佈:“你为禁止入境人士。不可入境中国。”后由警方监护转机.贝岭的托运行李在北京被置留,未随机至台北,后於当夜11点送还至贝岭台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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