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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怎么不是恶魔?——与张博树博士商榷

张博树博士的新作《“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以下简作《共和》),将对毛的评价列为“共和”60年的基本问题之一,当然是有道理的。更准确地说,这应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其时间跨度便是“共和”88年了。
   
   
   《共和》一文的第二部分,以《“继续革命”: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为题评毛。在概述“歌颂者”、“批评者”和“当政者”为颂为毁或“显得暧昧而尴尬”的三种不同态度后,作者声称: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共和》)
   
   
   笔者认为,这段话首句大谬不然。毛当然绝非“圣人”,却绝对是“恶魔”。他固然曾有其“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却绝非“和常人一样”,倘用古典小说的词语,堪称“天生异禀”。这种“异禀”,集中到一点,乃其帝王思想,或曰领袖欲。也可采用祝世华先生在《反思录》中概括的两个字,即“凌驾”。他要君临一切,绝不居于人下。
   
   
   这里只要举个小小的例子。毛时代中共《党章》虽然规定其全国代表大会执掌最高领导权,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行使权力,“全党服从中央”。可是,各级党组织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抬头一律写:“毛主席·党中央”。毛在前,中央居后。这便是“凌驾”。
   
   
   此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心态,在毛而言可谓所从来久远矣。其首次暴露当在1928年井冈山落草后即“三湾会师”不久,尽管他在党内的身份只是“毛委员”。此后7年间,虽然1931年11月7日他登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虎皮交椅,并被称为“毛主席”,但无非类似于《隋唐演义》中的“十八路反王”,或者用稍后鲁迅对冯雪峰的说法,属于“山大王”而已。其称孤道寡的欲望远未实现。
   
   
   此后至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依文革时的宣传叫做“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关于这点,不妨引用遵义会议出席者陈云1935年二三月的传达提纲: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常委中再进行分工。(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文献》)
   
   
   而张闻天则出任中共总书记。不过,无论周或张都比较开明,所以毛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终于成为中共领袖,时在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但毛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故从1942年起通过延安整风,把可能构成威胁的党内对手王明和周恩来彻底压倒。在刘少奇协助下其野心得逞并获“人民大救星”桂冠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力求“南面称孤”。直至1949年10月入主中南海,他的胃口更大了,目标是充当世界革命导师,实质变逐步成了一个心理变态者,走火入魔的暴君兼狂人。
   
   
   有论者称,毛属于理想主义者,其本意在救国救民,最终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他的种种“失误”乃“好心办坏事”。西方不少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均持类似看法。《共和》一文实质具相同观点,只是有些地方说法较为婉转而已。
   
   
   对此,我们可以依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也可从毛自己所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作出判断。
   
   
   毛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称:
   
   
   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呢?……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870页)
   
   
   同一讲话中毛又说:
   
   
   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结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同上,875页)
   
   
   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毛的话,因为倘不以人废言,这些话都颠扑不破,无懈可击,并且也适用于毛本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好也没有了。
   
   
   就拿1958年毛搞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来说,据称毛完全出于“好心”/“理想主义”,要在几年间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六亿人过上好日子。不料事与愿违,直接造成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这三年就自然气象状况来说属于平年,根本不算什么“灾年”,却饿死了至少3700万人,这是全世界从未有过的大灾难,始作俑者的毛明知“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甚至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意孤行,将正直敢言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以堵住悠悠之口,这难道不是恶魔?
   
   
   此前1957年反右,违反宪法,言而无信,使上百万响应其号召“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罹祸,不少人家破人亡,并导致社会上再无人敢说真话,造成思想灭绝的效果,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大魔头都没有做的事,如此恶果彰明昭著,毛不是恶魔又是什么?
   
   
   再如文革这样的浩劫祸国殃民,连中共都认为应彻底否定,作为“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独裁者,毛怎么不是恶魔?
   
   
   如果说,1927年春国共合作时期,仍在国民党担任要职,且对北伐战争不无某种贡献的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那无疑符合事实。但在国民党“清党”之后,特别是秋收起义失败,毛迅即步上“红色山大王”的道路,变成“危害民国、扰乱社会”的“共匪”头子。而取得北伐胜利的民国,正如张博士文中所称,是“把建设一个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当作根本的建国原则”,“而且也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推进这个进程”。
   
   
   也就是说,自登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实质应叫做“落草为寇”)之日始,毛已经“脱胎换骨”,蜕变而为反社会分子。从那时起,他脑子里一直以为“天将降大任于己”,只有他才能拯万民于水火。这种救世主心态日渐强烈,待到延安唱出《东方红》而定型。本来那和《国际歌》的精神势同冰炭,可是毛居然能够将二者融于一炉,此种本事更表明其迥异于“常人”。
   
   
   作者继称:
   
   
   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共和》)
   
   
   否。毛是个清醒而固执的“敛权之徒”,“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寸权必夺,寸利必得”乃其座右铭。他的得意门生及钦定接班人林彪更直截了当,坦言:“有了权就有一切”!在这点上,毛完全以其争天下的对手蒋介石为榜样,且做到了“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把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在中共建政后,野战部队一个团的调动,也要报请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批准。什么国防部长、以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都没有这个实权。到他死后,邓小平萧规曹随,同样紧握军委主席大权。作为“敛权之徒”,二者一脉相承。
   
   
   该文续称:
   
   
   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共和》)
   
   
   什么“马克思主义理念”!毛何尝懂什么马克思?他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他的哲学无非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的“大同”区别于《礼运.大同篇》,其样板乃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他“独特的社会理想”较之十八世纪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傅里叶和圣西门等人的理想,要倒退一千年,简直比乌托邦还乌托邦!而毛竟企图把他这荒诞无稽的一套向环球推销,岂非走火入魔?
   
   
   该文指出:“‘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根据共产革命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创造条件,把‘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据此,作者声称:
   
   
   有些朋友认为,共产党40年代给农民土地,只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权,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纯属典型的欺骗。其实,这是不懂历史才得出的简单结论。(《共和》)
   
   
   请问是谁“不懂历史”?中共建政之前及建政之初,一再信誓旦旦称“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起码在15年至20年后。1949年9月底通过的《共同纲领》连“社会主义”的字眼都回避了。那可是当时起代行宪法作用的宪章啊!曾几何时,1953年6月15日中共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才3年多时间过去。如此说了不算数,还不是“纯属典型的欺骗”又是什么?
   
   
   对此,该文解释道:
   
   
   在共产党人看来,把亿万农民从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同当年搞土改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在共产革命的逻辑语境内,这是一个属于ABC级的基本常识。(《共和》)
   
   
   请问,毛自以为“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就可以越俎代庖,逼令民众服从了吗?何况,实践证明,当年那个“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没有体现什么“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而只是胡折腾。80年代的改革不正是为了拨乱反正,把历史发展拉回正轨吗?作者上述说法岂非为毛的倒行逆施辩护?
   
   
   文章续称:
   
   
   在政治层面,则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党政军一体化而“党”是这个一体化的核心,这就是这个有着“共和”之名的“人民”政权结构的实际情形。但毛泽东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毛认为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变了味,…..而中国共产党照苏联人的样子干,也有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毛的担心首先出自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金钱和物质刺激作为动员手段的反感。(《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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