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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和战略、策略讨论反馈(1-3)

   按:这是第一轮讨论的第三部分的反馈,供大家继续讨论

   大陆华夏匹夫两篇和台湾K.H.一篇

   杨佳案与中国义侠文化传统延续的暂时合理性及必要性

   ——回复查建国先生《与华夏匹夫“几点意见”的探讨》之一

   华夏匹夫

   近日,北京的查建国先生在《民主论坛》及中国民主党网站等网络媒体发表了《与华夏匹夫“几点意见”的探讨》,就我在此前发表的《对车复宗先生“浅见”的几点不同意见》和《对车复宗先生“浅见”的几点意见的补充完善》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两点质疑。对于这两点质疑,我将以两篇文章予以分别答复。本文是对查建国先生第一个质疑的答复。因为生存压力所迫,还以为近期正在进行一项有关民运的重大经济策划,精力和智慧有所局限,因此成文难免留下诸多错误和缺点,希望民运同仁和社会各界智者能够不吝指正。

   查建国先生原文————

   一,对非暴力原则的探讨

   1.非暴力原则是对自己的行动的基本规范,而非对其它团体或个人行动的规范,或评价的理念。如华夏匹夫先生认为中国民主党自己也应保留进行暴力行动的余地,那可明确讲出,再讨论。

   2.暴力反抗压迫的多样性与个案处理。暴力反抗有个体与群体之分;有被动,随机突发与主动,有目的有计划之分;有最后的权利与起始就是选项之一之分(例:很多恐怖主义者就自称是弱者用最后手段暴力反抗实施者,但时代不同了,终使自己走进死胡同。南非曼德拉,巴勒斯坦阿拉法特,达赖喇嘛都是从暴力反抗到非暴力转化者,终均获诺贝尔和平奖);有失控行为与理性操作之分。面对那些“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弱势群体,我们与之同感同受,因为我们就是他们中间的-员。对多样性的个案我们可理解,可支持,可援助。也可引导,可批评。但因我们的珍惜所有生命的普世大爱理念;因我们要争取双赢,民族最终大和解的诉愿;因中国历有以暴制暴传统和现今中国暴力反抗呼声渐涨的局面(例:称赞杨佳杀警的错误民声。及瓮安,藏疆的打砸抢烧杀都不应支持);因易给对手更疯狂暴力镇压的借口;因个案之复杂用-个原则很难统之(例:文革中“文攻武卫”的提出引发更大规模的武斗);因理论讨论是多元的,长期的,开放的,不急于下结论不要求全党统-的。而行动原则的文字表述应是简明,不易起疑异的(例:“影子暴力”是不准备实施,只是吓唬对方;还是自己不实施,只是支持别人实施;还是行动不实施,只是理论保留;还是现在不实施,最后手段去实施?行动中易造成混乱)等理由,还是不宜在我们行动原则中添加任何肯定暴力的说法。还是个案随机去处理好。

   3.任何“原则”都有灵活处置之时之空间。原则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

   对于以上问题,我的答复如下——

   我所主张的原则是:在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同时,充分肯定“影子暴力”的支持作用。对这一原则,通过适度扩充修饰后表述为:反对组织性暴力革命,在理解、同情的基础上,尽力劝止民间被迫性暴力抗争,争取中共现有暴力机器转变立场,转而支持民运,瓦解中共的现有暴力存量。在自身“影子暴力”存量达到可与中共抗衡的程度时,迫使中共慎用或放弃暴力,并最终放弃其专制极权统治。但绝不主动使用组织性暴力。

   所谓“反对组织性暴力革命”,是要反对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那样,由政党组织领导的,以夺取一党领导之权为目的,以暴力作为夺权手段,并将暴力手段贯穿到从夺权开始到夺权成功这样全过程的暴力革命。

   所谓“绝不主动使用组织性暴力”,是指在民运前期和中期,不以政党组织领导使用暴力,而只在中后期和后期自身有了足够“影子暴力”存量的前提下,在中共仍然不愿放弃暴力和专制极权统治时,有组织、有秩序地适度使用暴力,给中共专制极权以最后一击。这有些类似于罗马尼亚民主力量、军队在关键的一天,逮捕、审判、惩罚齐奥塞斯库的行动。注意这里是说“类似于”,具体是否采取这类行动,和行动方式、对象、内容等,要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抉择。当然如果能够像波兰那样,由统治当局放弃强硬态度,主动要求和解,避免暴力流血冲突则更好。

   对于民间的被迫性暴力抗争,我们必须予以理解同情,同时进行适度的劝止。杨佳案在这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在杨佳杀警案中,杨佳个人是有一些过头的地方,但过头的主因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警方;案件从表面上看,的确带有较为严重的复仇(报复)杀人性质。但他报复的是屡次给自己带来了巨大伤害的警方,而不是别的什么对象。而现在中共是把公安警察系统当做一种完整的暴力机器,用于集中打压、迫害、镇压人民大众,并对付人民群众的任何反抗的。因此杨佳在这里的“复仇”,就带有了以实际行动向中共及其暴力机器提出强烈抗议、警告的性质。在此之前,杨佳已经通过多次上访、申述,向警察提出过口头抗议、警告。但口头的抗议、警告几乎未能发挥任何实质作用,就迫使他改变了抗议、警告的方式,从口头抗议、警告改为了行动上的抗议、警告。同时,众所周知,现在中共国保、警察在迫害民众时,是采取蒙眼、罩头等方式进行的(当初对杨佳也是如此),使得被害者最终无法准确判断、确认施害者究竟是谁,因此也导致他认错了抗议、警告的对象。因此杨佳的杀警行动,在当今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条件下,其复仇杀人的性质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而更多的是在他自身精神、情操的驱使下,做出的一种代民抗议、警告的性质,是一种义侠行动,是一种正义行动。这就是杨佳杀警受到网民一致称赞、颂扬乃至喝彩的深层次逻辑。在正常的制度条件下,像杨佳这样的义侠英雄,是没有其多大存在的社会价值的。然而在制度极度荒唐、极度黑暗、民众极度缺乏有效抗争手段和抗争力量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义侠英雄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野蛮暴虐的统治者的天敌,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这里,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现在中共是把公安警察系统当做一种完整的暴力机器,用于集中打压、迫害、镇压人民大众,并对付人民群众的任何反抗,而非任何一个警察的个人行为!

   因此从道义上讲,我们可以批评杨佳杀警的过头行动,但不能辱骂杨佳是“暴徒”。因为现在中共的公安警察系统绝大多数人,都是应该受到一定惩罚的。不过惩罚的对象有错,方式有失偏颇,分寸的拿捏上有些过头,这就是杨佳的过失所在。但如果以此过失,我们就判定杨佳是“暴徒”,那肯定是我们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替代了社会的公理和正义理念。

   “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与社会的公理、正义理念,二者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自由民主运动,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能有所偏废,不能顾此失彼,不能相互替代。这一点,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的起码原则,起码常识。背离了这样的原则和常识,中国民运也会走偏,也会陷入孤立、尴尬的可悲境地。

   杨佳案是义侠文化在中国的死灰复燃。这样的文化在中国,有着其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历史土壤,从古至今几乎就没有过断裂。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政治制度的专制残暴、及由这种制度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造成的。虽然在中共窃取政权以后,迫于中共的政治高压强力,这种文化暂时有所收敛,然而其文化基因却并未因此而在中国绝迹,而是通过口传、文字等载体潜伏了下来。后来中共将巩固其专制极权的思路,由阶级斗争转换到了发展不择手段的权贵经济,暴力文化、义侠文化在中共“不管白猫黑猫”的营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各种媒体,以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为载体获得了空前传播,成了在中国普及率最高的传统文化之一。有了这样的广泛文化影响,又恰逢中共将其血腥、残暴的专制极权进一步推向历史的新高,于是义侠文化便获得了新的成长机会,由一种传播中的传统文化演变为了现实中一些人的社会实践。于是,像杨佳这样的义侠英雄,也便应运而生了。

   可以预料,由于中共专制极权还在不断的变本加厉,义侠文化还将在中国获得新的和空前的成长壮大,直至伴随着中共专制极权的终结而慢慢地完成它自己的历史使命。

   所谓义侠,就是在自己或亲人、或其他弱势民众,受到权势阶层或其他邪恶势力欺压、侵害的情况下,使用其有限的暴力手段,给自己或亲人、或其他弱势民众复仇,而对施害人采取报复行动的个人或民间小集团。

   也许有的人因为倡言“和平、理性、非暴力”,便要将中国传统的义侠文化清扫一净,由此杜绝暴力滋生的社会土壤。平心而论,这样的出发点是非常不错的。然而,义侠文化是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直接反应。不信你看,在西方社会制度先进,社会公平程度很高的宪政民主国家,现在除了一些由极权国家支持、豢养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活动而外,还能找到义侠英雄活动的明显痕迹吗?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必然随着中共专制极权的垂死挣扎而延续下去。

   义侠文化在公理和正义让位于强权的社会里,也算得上仅存的社会正义之一。虽然它带有诸多的消极色彩,特别是它的暴力复仇性质,会给社会带来某种破坏性后果。但相对于专制极权给社会带来的祸害,和这种文化对专制极权的遏制、打击和震慑作用,那也算利大于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在社会公理和正义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一种维持社会公理和正义,使之不至于断裂和绝迹的补充文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杨佳杀警案案发以后,会有那么多人为杨佳辩护,甚至称颂杨佳为义士、英雄了。

   一些人总喜欢讲“中国特色”,义侠文化就是在过去封建专制、今天中共的极权专制条件下,孕育和熏陶出来的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文化。谁要试图消灭这样的文化,既为公理和正义延续的需要而暂时不能容许,也因中共专制极权的顽固存在而暂时不能实现。只有到了真正实现宪政民主之后,社会的公理和正义不需要通过义侠的复仇行动、而只需按照制度和程序就能发挥出它的作用时,义侠文化才会失去它存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土壤,退居到文化博物馆里去,向人们显露出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痕迹。

   既有一定合理性,又不能消灭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为了消灭它而过多地浪费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而善意的规劝、批评和引导,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态度。中国民运需要这样的清醒理智,应当具有这样的清醒理智,必须时刻保持这样的清醒理智。

   2009年11月17日

   统独分歧与中国民运阵营的态度问题

   ——回复查建国先生《与华夏匹夫“几点意见”的探讨》之二

   华夏匹夫

   前一篇文章《杨佳案与中国义侠文化传统延续的暂时合理性及必要性》,回答了查建国先生在“对非暴力原则的探讨”提出的问题,这一篇文章,将集中回答其在“对台独藏独疆独‘三独’问题的探讨”中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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