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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
·二十五名正式会议代表起立举手表决,除一弃权,通过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列入该党重要纲领之一。
·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选出的直选委员(从左开始)汪岷、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郑在勤、秦晋。
·1978-1981民主墙老朋友王希哲、徐文立、孙维邦、郑钦华2007年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的鸡尾酒会上。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上顾问王希哲阐述《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并指出这也是要求中共履行它在国共和谈时多党共和的承诺。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上秘书长汪岷论公民抗命权。他指出八九民运是一场公民抗命运动,表现中国人民接受了公民抗命这种对付共产党残暴的镇压的方式。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上秘书长汪岷(左)手中拿着美国罗德岛州普洛威顿斯报首版刊登徐文立(右)及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活动的报纸。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上原美参议员、现布朗大学资深学者柴斐(Lincoln-Chafee)到会发言和祝贺
·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代表们在聆听国内民主党人、学者的代演讲
·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6月5日下午,由与会的代表和友党代表发言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上徐文立褒奖人权律师、中国民主党之友诺瓦(Noah Sachs)先生。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中国民主党之友悉尼先生(Sidney Gunst)发言。
·在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嘉宾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左)和中国民主党人及其他嘉宾交流。
·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嘉宾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在演讲
·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迎宾鸡尾酒会
·中国民主党海外“一大”预备会议第一天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顾问王希哲先生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颁发奖牌和奖金、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的妻子颁发特别鼓励奖的决定
·中国民主党的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何德普的的妻子贾建英女士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国内43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及对9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她本人颁发奖金发来了书面答谢词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美东党部正式重组唐元隽当选党部主席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顾问王希哲先生及法国、日本、美西等党部纷纷表示祝贺
·徐文立:请全党高度重视国内理论界的新动向/两篇能与《公车上书》媲美的论文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北京将限制租房,穷人想有家将变得更难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交警察队长一语道破天机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劝诫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不要效法清朝末年的浙江当局充当垂死政权镇压民主人士的急先锋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三峡将再次移民230万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毛庆祥先生今天出狱/徐光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山西为国军抗战烈士修建纪念馆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我国个体工商户每年减少87万,工商管理费用应马上取消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对秦始皇陵开发的忧虑
·炼狱八年后的高洪明以布衣之诚致信中共十七大
·徐文立代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美國“關注中國中心”參加香港《支持緬甸人民爭取民主和公義》連署行動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广州房屋均价冲破万元,魔剑已经悬在国人头顶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巴塞罗那商业限令迫使大量华商撤离
·徐文立:中共政府对缅甸军政府的血腥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议长南茜•普洛西热烈祝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徐文立10月17日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受美国议长南茜•普洛茜邀请出席了布什亲自颁赠国会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的仪式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中共没有公信的两个最新例证
·为纪念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成立九周年高洪明致徐文立的公开信
·秦晋:2007年民运环球之旅---兼对所遇人和事的文字白描(1-10)
·秦晋:2007年民运环球之旅——第十一站:美国罗德岛(1)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李野):中共统战部又在开国际玩笑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通报表扬澳洲党部、特别是秦晋先生近期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希哲:中国不可能再出戈尔巴、叶利钦式人物戏剧
·中国民运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行动纲要(2007年12月1日)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通報表揚香港党部及萬寶主席積極參與香港區議會選舉
·许万平:《我对您的永恒和忠诚》——献给夫人陈贤英女士三十三岁生日
·初步結果顯示,陳方安生以46.5%的得票率獲勝——恭賀——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
·中国民主党(北京)2007年整合后的声明(2007年12月31日)
·徐文立:一個中國民主黨人2008年的元旦獻詞//附:臺灣海峽為什麼越來越寬?(楊恒均)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李野):土地、土地还是土地
·王希哲:"自由中国的奠基石"——再谈郑义《三省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文告》
·二零零八年春节致狱中战友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李野):中国正在沦为一个“物产奇缺”的国度
·辽宁朋友刘世遵、姜立钧、王文江、肖云良、邹平等向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拜年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李野):中共十败论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于中国民主党人罗雄基遭拘一事的严正声明(2008年2月12日)
·秦晋:历史的一页——向澳洲原住民正式道歉
·姜力钧:望南山忆好友宁先华
·中国民主党旅泰组织严正声明
·高洪明:要求平反三十年来两大全国性冤案公开请愿书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3月8日贾建英被北京警方带走,北京著名民主人士高洪明强烈抗议,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高度关注。北京警方已于8日晚将贾建英送回家中。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李野):通涨形势日紧,全球需关注中国
·賀信彤:不堪此夢六十載——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臺灣隨團漫筆(1)
·賀信彤:老街淚酒祭先父——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臺灣隨團漫筆(2)
·賀信彤:咖啡吧裏探選情——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臺灣隨團漫筆(3)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祝贺台湾2008民主大选的胜利,祝贺马英九先生当选台湾新总统
·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们第一集——贺信彤
·《中国民主党人评论》(李野):陈良宇案的审理如同“草台班子”的魔术表演
·中国民主党(本土)主办:天赋人权网(http://cdpbjtj.googlepages.com/home)
·高洪明:中国清明节的另类悼念——写在戊子年清明节前
·徐文立:胡锦涛正步着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后尘前进(2008年4月6日)
·徐文立:未来要把“人权圣火”高举在天安门
·贺信彤:政大后山李酉潭——大陆反对党首访台湾随团漫笔(4)
·徐文立:中国民主社会的第二块基石——各省区的高度自治——兼谈三月台湾大选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 我的1998西藏问题建议(2008年5月3日再发布)
·汪岷:杨建利和徐文立走在希望大道上——陪同杨建利《公民行》日誌(之三、四)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来信:探监(2008年4月25日)
·徐文立:灾后普查和鉴定、重修或重建全国特别是边远地区中小学校校舍的建议(2008年5月20日)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法国党部2008年5月18日会议简讯
·徐文立著文:吴伯雄、国民党、中国人的得与失——得:“一中两府”的正式确立;失:中共“一党专制”的近期终结
·徐文立:公民有力量,国家有前途——在中共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前举办的“六四”烛光纪念会上的讲话
·徐文立:请关注、营救当今依然系狱的民主墙时期著名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党主要领导人秦永敏──纪念中国民主党成立六周年(中国民主党成立十周年前夕再发表)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强烈抗议中共政府迫害黄琦先生(博讯2008年06月16日发表)
·徐文立: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2008年6月24日)
·被誉为“中国民主党的宋教仁”的查建国今天出狱,向他和亲属致贺!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于瓮安市民抗暴事件的三点声明(2008年6月30日)
·徐文立9月23日出席美国总统布什在纽约总督岛主持的“自由议程”
·徐文立夫妇五千公里加拿大感恩之旅
·国内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主要发起人刘贤斌先生今天获释//刚刚和刘贤斌通了电话,他请我问候流亡海外的朋友们—徐文立
·徐文立《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2008年11月15日香港出版
·徐文立专题讲座 开启民运的启蒙教育
·徐文立:中国《零八宪章》是二十一世纪的《七七宪章》
·杨宪宏「焦点访谈」访徐文立先生
·《天安门通讯》第4期专访徐文立
·高洪明说明:吕洪来从来不是中国民主党人
·查建国:厘清几个认识,团结往前走
·徐文立:我从来没有发展过吕洪来为中国民主党秘密党员的郑重说明
·徐文立:吕洪来的要害是希望通过“香港模式”招降全体中国反对运动
·徐文立祝贺《中国民主论坛(纽约)》正式开展活动
·刘世遵:本不愿说,又不得不说——与吕洪来先生小谈
·秦永敏十年被剥夺春节探视权//徐文立:请关注、营救依然系狱的1979民主墙时期著名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党主要领导人秦永敏
·北京警方警告查建国:08宪章违宪、违反刑法
·查建国、高洪明:停止镇压,才是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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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和战略、策略讨论反馈(1)

(2009年11月9日)

   

   对“车复宗: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的反馈

   

   附:“车复宗: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

   http://www.cdp1998.org/details.asp?detailsid=14125

   

   (一)

   这是我看到的最好文章之一,高瞻远瞩、深刻、详细。应该让全党学习。

   孔识仁敬上

   (二)

   赞同车先生的基本看法

   徐XX

   (三)

   老王意见:

   1、党的基本方针、宗旨与个人的行为是两回事。党的基本方针是“非暴力”,个人在某种情况下的合理暴力反抗,不能与党的基本方针混淆;

   2、民主是以主权为前提的。中国人不能向美国要求民主,美国人也不能向中国要求民主。因此,民主必须是保护主权的,它是民主的舞台,不保护主权的民主就根本失去了它的基础和意义。

   中国对台、藏、疆等的主权不是因为“历史上某些时期断断续续的隶属关系”,而是世界现代主权国家形成数百年后,今天国际承认的主权关系,是联合国承认中国对它拥有主权“地契”的。

   因此,台、藏、疆土地资源私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而不片面属于该地域人民的。故该地域人民无论声称有什么“福祉”,它只有怎样管理该地域的权利,没有片面独立分割的权利。

   联合国承认的“自决权”,只属于原来没有国际承认的主权国的那些地域的人民。

   (四)

   对车复宗先生“浅见”的几点不同意见

   华夏匹夫

   车复宗先生在近期内发表了《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文章言简意赅,颇有见地,读后深受启发。但在某些涉及到战略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本人有一些不同看法,现在借此机会发表出来,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影子暴力”:对“非暴力”原则的必要补充

   车复宗先生在文章中强调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暴力革命。这在大的方向上是对的。不过近年来包括自由民主人士在内的一些中国人,在反对革命暴力和其他暴力的时候,把民众在面对中共强权、暴力压迫将自己逼到了难以正常生存、甚至根本无法生存的境地时,迫不得已的暴力反抗也给“名正言顺”地“反”掉了。比如去年的杨佳杀警案后,就有在国内外知名的民运人士(譬如余杰)辱骂杨佳是“暴徒”;还有今年的湖北巴东烈女邓玉娇在面对中共淫官暴力强奸时,因为寡不敌众而迫不得已用修脚刀刺死淫官的案件,也有知名学者论断说邓玉娇有罪......这些人的“理由”,就是提倡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似乎既然强调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要求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的神仙,就连民众在被逼到绝路情况下的起而反抗、情绪失控和暴力还击,也该彻底否定了;似乎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不能要民众抗暴维权的公理和正义。中共邪恶官员的暴行和恶行,反倒可以更加畅通无阻大行其道。那么,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还是不是倡导、维护民众人权和社会公理、正义的运动?抛开了对于民众人权和社会公理、正义的维护,我们又怎能指望民众的普遍觉醒,怎能指望获得民众广泛的信赖和支持?没有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的宪政民主又怎么能够获得成功?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当然很不错。然而这仅仅是我们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人不是一部能够完全控制情感、情绪和理性的生物机器,而是有情感,有情绪的动物,情感、情绪与理性在人的身上,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于调和的,这就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我们必须承认,在意外、危难和被暴力、强权逼迫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情绪冲动、失控都是难免的,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应当予以理解;何况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都有对于人在意外、危难和被暴力、强权逼迫情况下的“过失”、“罪错”,予以免罪、免责、免刑或减罪、减责、减刑的系列条款(包括中共的一些现行法律,也有相应或类似条款)。法律尚且已经否决了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遏制冲动、坚守“理性”这一过分苛求于人的“原则”,这是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考虑。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坚守这样的“原则”呢?难道民运就只能讲机械的“理性”原则,而不需要全面考虑人性,考虑人的情感、情绪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吗?

   不错,中国民运依靠自身组织建立武装力量,以暴力革命去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必须走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之路。但不能因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武断否定民众因遭受中共官员暴力逼迫,在和平抗争渠道被完全堵死,导致自身难于生存的前提下,采取暴力抗争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我们无权要求民众在中共暴力强权下做一个百依百顺的驯服羔羊;我们对民众迫不得已的暴力抗争的指责批评,同样意味着我们公理和正义理念的缺失,悖逆着民运的道义原则,在有意或无意中作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闲。

   民众在面临中共暴力强权下的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在中共邪恶官员暴力和强权逼迫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使民众因此可能会在最后付出更大的代价,也是民众自己和民运阵营暂时无可奈何的事情;另一方面,既然民众的暴力抗争不可避免,并有它存在的道义正当性与合法性,那么它必将伴随着中共专制极权的存在而不断持续下去,并作为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它对中国民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今年春节期间发表的《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中,提出了对抗和动摇中共专制极权的“影子暴力”说,即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也不放弃运用社会自然产生、存在的暴力对中共施加强力影响。民众的暴力抗争,就是这种“自然暴力”的存在形式,而且是非常重要、最有可能层出不穷的“自然暴力”。只要民众普遍觉醒并有了正义的追求,那么就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奋起暴力抗争,并由个体的抗争逐步升级为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就像近些年的大规模群体事件,特别是近期(6月18日起)山东东明因为化工污染导致本地肿瘤患者剧增,而激起万人被迫起义一样;不仅仅是被害者,就连暂时没有受到中共侵害的人,也会起而加入暴力和非暴力维权抗争的行列,就像邓玉娇案中的不少网民那样,更像此后不久(也是在近期的6月18日),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的离奇命案,引发了并非本案受害者的7万多人群体抗暴事件一样......像这些民众自发行动所产生形成的自然暴力,就是能对中共极权形成震撼和动摇强力的“影子暴力”,是中国民运与中共抗衡的重要力量构成,是最终埋葬中共专制极权的重大希望之所在。

   此外,我在今年春节期间发表的《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已经初步提出,草庵居士(他是什么人,你可能不太了解,可能你太不了解——徐注)在其文章《中国未来的变局与海外民运》中,有较为具体构思的建议:策反中共军队起义,促使其站在民众和民运一边,去对抗和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这有很大可能性。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剧变中,多次得到了证明。这一思路,虽然不排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利用暴力革命实现宪政民主,但其主要意图并非用军队去开展暴力革命,而只是给中共形成一种实在而又强大的精神压力,迫使中共放弃其专制极权统治,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这也应算作一种“影子暴力”,是在发展壮大民运政治实力过程中,值得认真考虑和积极实施利用的“第三条道路”。

   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却暴露出我们自己的不理性;反对民众在中共暴力、强权逼迫情况下的暴力反抗,就把我们自己推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越来越与民众格格不入。中国民运如果不能客观看待人的情感、情绪与理性,总是对民众提出过分苛刻的“理性”要求,而不能为人民大众伸腰打气,就非常难于取得民众的信赖支持,自由、人权和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就难于为他们所容纳、理解和接受,他们也就必将难于觉醒,难于接受和投入宪政民主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逻辑,民运阵营必须承认并接受这样的逻辑。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抗暴维权斗争此起彼伏,更有不少民众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杀警杀官借以自卫。这是民众别无选择的选择。民运阵营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即使民众在这样的行为中有某些偏离理性要求的过激行为,我们也应站在自由和人权立场上,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善意的规劝说服,切忌失去理性地横加炮轰指责。因为这既然是在邪恶官员逼迫下的迫不得已,那么民众在实施这样的行为之前,必然就已经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愤怒之中一段时间内的理性丧失,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的。那么由愤怒情绪支配产生的过激行为,怎么就偏要把它看作被害人的责任,而不能看作那些施暴和为恶官员的责任呢?

   中国宪政民主运动胜利的希望,在于十多亿大众的觉醒,就像邓玉娇和现在的千千万万个网民那样。有了大众的普遍觉醒,就会给我们的社会塑造出一种应有的公理和正义,中共的绝大多数暴行就都会激起社会大众的普遍愤怒。中国大众普遍觉醒和愤怒的暴发力量,是中共整个统治集团都不可战胜的。

   有了大众的普遍觉醒和爆发力量,中共大部分军队、警察和党政官员也会随之觉醒。这样,中共统治集团中那些过分的保守顽劣分子,就将陷入绝对孤立的状态,在无可奈何中失去自己的权力宝座。

   而在民众的爆发力量中,暴力反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人的情感、情绪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任何言论而消失的,因此这样的爆发力量,不会因为我们强调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有所减弱。但如果我们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这样的爆发力量就不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却很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别的势力利用的力量,甚至成为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有害的力量,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阻力。

   因此,在肯定和利用“影子暴力”前提下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中国民运的理性选择,才会找到一条正确的民运发展之路,才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中国民运当前应该努力探索,积极寻找、大力挖掘、认真整合和充分利用这样的“影子暴力”,与中共的暴力形成一种有效的“压力拮抗”和“压力平衡”,促使中共逐步收敛自己,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加速中共专制极权覆灭的进程。

   (以上观点,大部分都是我在《用现代网络技术破解中共政治高压,从“绿坝”的“花季”和邓玉娇们的花季说起》中,第一次阐明了的。为确保逻辑上的更加严密完善,此处做了补充润色)

   二、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态度问题。

   在《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文中,车复宗先生还说:“我党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藏独、疆独”。我认为,这无论是在台、藏、疆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自由民主理念和中国民运的战略策略上,都是一个有待商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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