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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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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来源:纵览中国

岛子简历

   诗人、画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一九五六年生于山东青岛,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文艺学硕士。曾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文艺月刊副主编,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系主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导师。基于在个人生命、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对真理的寻求,一九九七年决志信主,一九九八年受洗归主。此后,一直致力于在当代艺术中倡导“圣艺术”的观念和创作。

   岛子个人的研究和探索的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历史与理论、基督教神学与美学研究、诗歌写作及圣水墨创作。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岛子实验诗选》、《美国自白派诗选》、《燃烧的女巫: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选》、《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国当代油画研究:观念变形记》、《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艺术哲学:艺术家的真实》、《建筑新范式:后现代主义语言》等。岛子长期从事美术学教学、视觉艺术研究、艺术批评及诗歌写作,并策划艺术展览。岛子是当代艺术领域非常少有的、活跃的集创作者、评论家、教育家和活动家于一身的公共人物。

   采访缘起我很早便与岛子认识了,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便读到他翻译的美国现代诗歌以及略显晦涩的艺术评论,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接触到福音,但已经感觉到其中充满基督教神学味道。二零零二年前后,当方舟教会还是一个小小的查经班的时候,岛子曾经前来参加。后来,他参加了清华和北大以学生和教师为主的教会和查经班。

   近年来,我与岛子一直保持电邮往来,经常分享各自的作品。在崇尚绝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反信仰、反道德的前卫艺术圈子里,岛子以敬虔的信仰,以及在信仰光照下的艺术创作和评论,成为一个异数。他早已不是八十年代的“诗人岛子”了。摄影家肖全在《我们这一代》中写道:“我们庆幸,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抬腿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人,是苦难而有幸运的一代人。”然而,当我翻看这些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的肖像的时候,感到岛子已经不在这个“圈子”当中。

   在与岛子的交谈中,虽然他有大学教授的身份,但他从不回避在有关当代艺术、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敏感”问题上直言不讳地发表批评性的看法,这一立场源于他在“六四”期间特殊的个人经历,更是有了基督信仰之后“因真理,得自由”的体现。在日渐僵化与腐败的学院体制内,他备受煎熬、深感苦痛。有一次评阅学生论文时,他给我发来短信,说看到学生陈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看到学生成为愚民教育的牺牲品,极为愤懑与失望。我回信说,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作美好的见证,你在讲台上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他回信说,还是要坚持下去,至少要让学生们的灵性有一个“透一口气”的气孔。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的复活节艺术展上,我看到了岛子最新的“圣水墨”作品《圣三一颂》,他用“中国形式”表现“普世信仰”,画面上显示出光明的力量。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我来到岛子位于北京北郊回龙观的家中,与他就艺术与信仰的关系的主体展开对话。

以谦卑的心接受上帝的恩典

   余杰:艺术家都是一些很骄傲的人,也是很自由的人,随心所欲,个性张扬。他们很难接受教会中倡导的谦卑和虚己的价值,认为宗教信仰会成为艺术创作的枷锁。在前两个星期的复活节艺术展上,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艺术家以及这么多的作品。在讨论会上,他们都谈到信仰对生命和创作的双重光照,给我以很大的震撼和激励,也让我看到上帝在艺术家群体中所作的伟大的工作。若不是圣灵的力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成为基督徒?他们又怎么会聚集在一起,一边祷告,一边分享艺术道路上的诸般滋味?

   岛子:我是这次艺术展的总策划,而实际上是靠圣灵引导,主内艺术家和诸多弟兄姊妹协力的结果。这次展览由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泰国、韩国等国家的八十八位基督徒艺术家参加,共展出油画、水墨画、装置、雕塑、影视、图片、书法艺术作品等一百四十多件。展览的主题是:艺术家结合自身对生命、环境、真理的理解与感受;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艺术语言摒弃当代艺术中暴力污秽、邪情私欲对人的束缚与捆绑;重塑当代人对“崇高感”和“精神价值感”的认知;将生命的更新与蜕变,破壳与飞翔的精神实质,用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促使人们从有限的“人文关怀”,转化并提升为对“终极关怀”的关注;倡导真、善、美的“圣艺术”理念,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为果实;弘扬爱与和平,建造和谐、洁净的艺术环境。

   尽管这次参展的作品,不是所有的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但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本身便表明上帝开始使用这批人,让他们成为福音的管道。他们以创作实践证明,当代艺术并非都是虚无的、渎神的、反道德的碎片,当代艺术可以达至审美自律与福音的高度统一。问题是要植根在何处,如果艺术的现代性植根在深沉的灵性,现代艺术也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光辉器皿,这是被基督教艺术历史和发展规律所证明的,是一个自明的真理性的道理。

   余杰:这么多艺术家成为基督徒,在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的历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是上帝要在中国兴起一批有文化使命感的基督徒艺术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群基督徒艺术家中,你较早接触福音和较早领洗归主,与大多数参展者相比,也比他们年长一代,是他们的老师辈。听说你受洗已经有十年之久,可以分享一下信主的经历吗?

   岛子:我大学和研究生先后受业是英语和文艺学,到九十年代转向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我先是在文学的意义上理解到基督教精神价值。八十年代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也翻译一些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我最喜欢的西方现代作家,十九世纪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世纪,德语是里尔克、卡夫卡,英语是艾略特、叶芝,现在还是如此。每当阅读这些作品时,就发现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力量不是人的或单纯的语言力量,乃是来自天家的爱的力量,来自超验的神圣世界的绝对启示。跟中国文学的差异太大了,中国作家倾向于俗世领域里追索其价值,尽管也有社会批判、人道主义和美学诉求,但最终只能发现那些价值是相对性的,而基督精神价值在人文历史和人文学的思考中却始终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所以,那时流行的“美学热”、“尼采热”、“萨特热”并没有激起我的热情,倒是一度沉浸在老庄、魏晋玄学、唐代禅宗等神秘主义学说中。

   那时,中国的艺术家和诗人中还很少有人是基督徒。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前卫艺术风起云涌,大家认为前卫艺术还可以不断推进,还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当然不愿皈依到某一信仰体系之中,认为这样就会被“限制”。经过了文革之后,毛泽东这一“伪神”信仰破灭,盛行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学术研究奉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人们再也不愿皈依到某一更高的价值之下。在艺术圈子的朋友当中,我所知道的只有毕业于中央美院教艺术史系的高伟川是基督徒,她现在在海外全职事奉。当时她在中国美术馆工作并向大家传福音,大家都将她看作是怪人。大家对基督信仰并没有正面的认识,认为她的生活和艺术出现危机,没有能力改变现实,才不得不逃到宗教中去寻求安慰。

   一九八九年,我还在北师大念研究生,“六四”给我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冲击。“六四”是我蒙召交响乐的一个悲痛的、具有灵魂唤起性质的前奏。此前,我认为文学和哲学可以作为一个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终极追求,整天苦吟、沉思,妻女都顾不上,突然之间发现文学居然如此脆弱,权力和人心如此诡异,文学无法成为一种信仰来造就生命的境界。于是,便开始寻找真正可以信靠的力量。

   学运开始不久,女儿玄玄刚三岁,突发扁桃体炎症,妻子领她住院打吊瓶,我从北京赶回西安看她。西安当时有二十一所高校,也有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是西北地区思想最活跃的城市。“四?二六”社论出来之后,我预感到当局会对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血腥清算,便劝身边的学生早日做好准备,我与母校西北大学的几位年轻老师一起讨论,计划组织一次无声和平游行便宣告结束街头运动。

   这次无声和平游行共有三万七千人参加,加上自愿加入游行行列的市民,至少有五万人,场面很悲壮,但秩序井然。我们围绕西安古城主要街道和外墙走了两圈。因为听说北京已经有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死亡,许多师生都在头上蒙着黑布,举着黑布标语,那天西安城里所有的黑布都买光了。天上下起小雨,气氛异常悲哀、愤懑、凄凉,连在一旁维持秩序的警察都哭了。我策划了一个“行为艺术”,制作一个长达十米的黑色棺材,大家一起抬着上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既是纪念死去的学生,“棺材”也隐喻对“官(棺)倒”的讽刺。后来,这次游行尤其是“棺材事件”被“有关方面”列为学运期间的三十几个“要案”之一。

   镇压发生之后,我回到故乡青岛,青岛作家协会主席尤凤伟等朋友安排我住到一处僻静住所,一个人读书和写作。直到第二年开学,西安的国安警察才到学校找到我。一九九零年三月八日,他们对我审查,逼迫我承认是“幕后黑手”,他们早已划定了一个圈子让我去钻。我拒绝承认这个罪名,审问者拍着桌子说:“你不坦白,案件的性质将更加严重,给你一天晚上好好考虑。如果你再不承认,我们让其他学生来与你对质。”第二天,我仍然拒绝承认,一直僵持两周。事实证明,学运乃至那次大游行的主旨是要求政治民主、反腐败、反官倒,我的个人行为是自发、自觉的,我和北京知识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和老师、同学都根本没法取得联系。后来,因为他们手上并没有过硬的证据,只好宣布暂时停止对我的审查。

   我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受到种种困扰。幸运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歌德学院的院长、汉学家阿克曼先生仗义相助,他聘我作歌德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并参与他主持的中德文学交流项目,算是解决了生计问题。不久,官方发现我和其他一些“难兄难弟”在歌德学院工作,一份污蔑歌德学院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的内参很快出炉,歌德学院“挂靠”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受到很大压力,他们的书记多次来找阿克曼。我很感激阿克曼,他顶住了压力。但我不愿让人家为难,便离开当时气氛肃杀的北京,在深圳跟一些朋友一起编辑《街道》杂志。那时候,我仍然没有找到一种可以让生命得以自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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