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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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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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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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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来源:观察
   余杰:近年来,海内外、教会内外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看重数量的增加。许多时候,人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是八千万,是一亿,是一亿两千万?在我看来,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真理的扎根,是生命的改变,以及用改变了的生命去改变社会。如果真理不扎根,生命不改变,名义上的基督徒的人数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仅仅躲藏在教会内部,满足于舒适的教会生活,将教会生活当作是一种“精神按摩”和“心理治疗”,这样的基督徒又怎么能够充当“光”和“盐”呢?当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此一特定的时空之中,究竟有何时代性?
   
   金明日:我也一直认为,人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基督徒。在这里,我要谈及我们北大的一位学长,中国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林昭。我看了林昭的文章以及胡杰为之拍摄的纪录片之后,一夜未眠,流了很多眼泪。在中国,聪明的人很多,有才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但为真理把自己摆上祭坛的人很少。林昭就是罕见的一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林昭这样的基督徒。
   那么,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中,是否能走出一批具有林昭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呢?换言之,教会的生活能否熏陶与教导出像林昭这样的基督徒来?基督徒能为这个败坏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方向?我想,这才是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一大挑战。

   
   余杰:是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如果没有林昭的精神为催化剂,这种复兴便很可能是是昙花一现的。我在许多文章中多次强调说,我们需要对林昭进行“普及”。在北大校史上,林昭是一个失踪者。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那时校庆纪念的主角是些什么人呢?是毛泽东——这个除了在北大当过几天临时工之外与北大没有太大关系的、却疯狂戕害北大精神的暴君;是李大钊——这个与苏联特务勾结起来出卖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当时,有关卖国的文件均在苏联使馆中被查抄出来并在媒体上公布)。而真正的北大最优秀的学子林昭却无人知晓。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教会内部普及林昭——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没有多少基督徒知道林昭。
   我在访问德国慕尼黑“白玫瑰”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我,德国曾经有一次民调,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年轻的女大学生索尔榜上有名,与歌德、贝多芬邓伟人并列。她就是一名基督徒,是慕尼黑大学中“白玫瑰”小组的成员,因为本着圣经中爱与公义的原则,撰写传单反对希特勒,而被判处斩首。战后,德国人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圣女,关于索菲,有许多传记和多部电影,有塑像、纪念馆和基金会。中国人却忘记自己的圣女——林昭的苏州郊外灵岩山的墓地,因为有人去祭扫,当局居然在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机,以示威胁。一个习惯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不能从历史中寻求精神资源和传统的教会,也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林昭理应成为中国教会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她是中国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典范。
   
   金明日:我们教会开过三次以林昭为主题的研讨会。当时有一位知识分子,到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是慕道友,从理性上不愿接受基督信仰,并且反问说:“当反右发生的时候,文革发生的之后,这个民族在受苦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当他看完林昭的纪录片,流了很多眼泪,并决志信主了。他说,还真没有想到当代中国出现过这么伟大的基督徒!他从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认出耶稣基督来,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许多弟兄姊妹一开始以为读书会要学习一些灵修作品。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最近在读三本书,一本是林昭及怀念林昭的文集,一本是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一本是于歌的《美国的本质》。这样的学习尤其是对青年人潜移默化,很有帮助。
   我最近读到南京的一位学者潘知常写的题为《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的演讲稿。潘知常将林昭提到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认为鲁迅之后最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神创造者就是林昭。他特别赞赏林昭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这段话:“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对此,他评论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流泪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在那个时候还在微笑,还在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还在把忠心献给谁谁,我觉得,那样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算做人,而只能算做奴隶啊。……这个时候的林昭已经最终脱离了在少年时期就被灌注的阶级、斗争、革命、解放这样的一些观念。她的心灵真正地自由了。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思想道路。”
   通过了解林昭的史料,我发现林昭在世的时候,从未在教会得到过牧养、安慰、支持和帮助(那个时候的城市教会几乎被消灭了),除了她在狱中接触过一名基督徒俞以勒之外,她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直接与上帝交流,通过读经和祷告来获取属天的智慧和勇气——在监狱中的时候,连圣经也读不到了,就只能祷告了。今天,教会更有必要认识林昭,让林昭的生命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发生碰撞。林昭的身上有四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要素,可以供众教会分享,那就是:饶恕、公义、盼望和爱。没有这四种精神要素,中国便没有健康光明的未来。
   
   余杰:林昭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她的信仰带给她的精神上的升华,就是她用的是这些与她的对立面完全不一样精神资源来进行这场“公义之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历史是以暴易暴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比赛厚黑与无奈的历史,每个朝代都是前一个朝代的循环。所以,以“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论,归根到底其实是一部历史。如果走不出此种历史循环,我们的未来就是没有希望的。
   近代以来,政治家和革命者当中出现了不少自称基督徒的人物,但他们都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他们的公共行为与他们的信仰不符甚至背离。比如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以及今日之香港特首曾荫权(天主教徒)等人,均是如此。我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力和破坏力,这确实是一群悖逆之民,这确实是一片磐石般的土地。
   然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林昭,这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怜悯与恩典。有林昭和没有林昭,中国的思想史和教会史肯定是迥然不同的写法。遗憾的是,对林昭的接受和介绍,并不是从基督徒和教会开始的。直到今天,在认识林昭这方面上,大部分的教会和基督徒仍然是“后知后觉”。我在一些基督徒的论坛上,甚至发现若干否定林昭是基督徒的言论,这与当年某些德国教会的头面人物对朋霍费尔拒斥何其相似:一九五三年,在浮罗森堡集中营举办了朋霍费尔的追思会,当地的主教麦塞却示威性地缺席。麦氏认为,朋霍费尔是政治异议者,而不是教会的殉教者。林昭是基督徒,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狱中用血书这样写到道:“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许多基督徒和教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对林昭“敬而远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怯懦和冷漠。林昭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为上帝的公义而战的圣徒,她是付出生命代价彰显真理的先知。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应当为回避林昭而认罪悔改。
   而从中国教会疏远林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教会缺乏符合圣经原则的“政治神学”。此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此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反省与检讨?
   
   金明日:毋庸讳言,中国教会有两个负面的传统。其一,神学的保守主义导致政治上的幼稚主义。一些过于基要的神学观念,使得基督徒和教会选择“隐居”式的生活。其二,信仰过于内在化,对真理狭窄化的处理,从而使得教会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如倪柝声的神学便存在此类问题。这样,中国教会便缺失了旧约中很重要的先知传统。基督徒不能把握时代的脉络,不能圣经的真理去“参透万物”,解读不了身边发生的一切。
   
   余杰: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基督徒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许多基督徒对圣经十分熟悉,也按时参加教会、经常祷告,但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其言行顿时与圣经真理背离,也不符合现代公民的身份,被当局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洗脑的后遗症立即表现出来。比如,有基督徒说,中共当局对藏族民众的打压是应当的,因为藏族人信仰佛教,所以这是上帝借政府的力量来警告这些异教徒,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原教旨主义,实质上的怯懦和冷酷;再比如,有基督徒说,一旦台湾有风吹草动,就支持中央政府对台湾动武,因为国家统一不容破坏的,这是“爱国”(其实是“爱党”超过了爱教会和爱真理)。在这些反面,教会如何教导会友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金明日:基督教不能回避政治,不能闻政治而色变。基督教是弥赛亚宗教,弥赛亚的核心就是拯救世界,而不像佛教那样离开这个世界去独自修炼。弥赛亚宗教在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
   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找上帝的旨意,谋求他人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整天都在考虑自己的得失,如何如主祷文所说“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最不愿看到的是便是人类失去良心,这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身体之内的。基督徒应当成为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当其他人都放弃良心的时候,基督徒仍然不放弃良心。基督徒没有权利绝望。基督徒必须出于基督精神为民族尽责。
   
   余杰:近二十年来,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将信仰带入公共领域,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特别的祝福,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对于已受洗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有教会生活和没有教会生活,其生命状态有极大的差异;到教会中是例行公事、走马观花,还是真正委身下来、谦卑服事,其生命状态亦有极大的差异。而他们生命状态的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和表现。教会如何吸引受洗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对他们进行“全人”式的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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