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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独立学者的心路历程/毕研韬

   一、青少年时代
   
   1967年的冬季,我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市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子里。在儿时的记忆中,村中民风淳朴,乡邻和睦;村东河水清澈,河边细纱如面,两岸绿树成荫连绵不绝。这里是我儿时的乐园。但是今天,河水浑浊,河床因卖沙而沟壑纵横、沙滩匿迹。更遗憾的是,因为选举,村中文革之风重现,亲戚反目成仇,举报、上访盛行,村民之间形同水火,族群之间势不两立。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读完的。虽然那时少不更事,但对老师们的启蒙教育至今心存感激。我的初中是在离家五六里远的电站联中修完的。那是个孤立于丘陵之上的废弃电站,如今早已坍塌。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迄今最美好的读书时光。上大学时我曾去那座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红楼遗址凭吊,并写下了随笔《追忆电站联中》发于报端。从那里,我考入了新泰市的最高学府——新泰一中,踏上了探索人生的起点码头。

   高中时代是在沉重的高考压力下度过的。对于一个农村孩子而言,上大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幸运的是,在高中时代,我遇到了佑护我至今的班主任褚向东老师和他的夫人(我的英语老师)黄黎明老师。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泰安广播电视报》上刊文,表达对恩师的敬仰感激之情。
   
   二、曲阜与泰安
   
   我的大学岁月是在曲阜师范大学度过的,当时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现在想来,英语这一工具让我受益匪浅:能够直接接收英语信息,这对我的事业发展是个很大的优势。大学里那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和1989年的那场血与火的洗礼都让我至今铭记在心。那场“政治风波”的影响之一是我们全班不准入党、不准考研。而在毕业分配上,那赤裸裸的金钱与权力交易让我至今无法释怀,此前所受的革命教育被眼前残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了。
   
   在褚向东老师及父辈友人的帮助下,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泰安教育学院(现已合并为泰山学院)工作。该院是由新泰市楼德镇搬迁而来,工作关系较为简单,同事之间能够互帮互助,堪为弥足珍贵。在那里工作七年后,我在民盟盟友的帮助下调入山东农业大学工作,继续平淡无奇的英语教学工作。
   
   三、负笈远学
   
   然而,就在大学毕业十二个年头之后,我开始不安起来:难道一生就这样度过?于是辞职到某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临时工作,之后不久就负笈英伦求学。
   
   留学英国是我事业的重要转折点:我的专业从英国语言文学转向了向往已久的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元科学,它使得我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在英国学习的一年里,我没有打过一天工,而是选择到“考文垂难民营”(Coventry Refugee Center)和“考文垂市农场”(Coventry City Farm)做义工,以求全面了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英国期间,我对欧洲的媒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并选择了《星岛日报》(欧洲版)作为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期间,考文垂大学的学生报(The Source)上几乎每期都有我的专栏文章,欧洲的各家中文报纸和考文垂市的地方英文报纸上也都发表过我的随笔。
   
   在英国期间,我对英国的各种宗教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我不仅参加了当地大教堂主办的《圣经》学习班、参加欧洲人和华人的宗教聚会,还认识了几位地位较高的宗教界人士。特别是一位叫John的教友,每周都开着一辆老爷车到我家中讲解《圣经》,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深受感动。
   
   在英国期间,我还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四处游历。英国独具特色的城堡、教堂、城市、乡镇、农场如诗如画,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我吃惊地注意到,中国的教材中所描绘的穿西装、戴礼帽、持文明棍的英国绅士,竟然在英国本土踪迹全无。大概说来,当时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至少滞后半个世纪。同样,英国人对中国的误解更是俯拾皆是。
   
   在英国期间,我还广泛接触各种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关注中国而背景各异的政党、组织,对错综复杂、诡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了亲身的观察和感悟。英国的学习经历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交往只为利益。
   
   在英国期间,我还结识了香港电台的Mayella Cheung编辑、英国Global Women Strike的新闻发言人 Ruth Hall女士、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直到今天,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朋友是无价的财富。
   
   总之,留学英国不仅改变了我的专业和事业,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从此,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专业优势使我能够看清政客们操纵认知、愚民治众的手段,能够摆脱过去那种懵懂天真的状态。
   
   四、海南三年
   
   我于2004年7月正式加盟海南大学。在三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了传播学概论、传播统计学、网络传播学、舆论学原理、广告文案写作、广告效果研究、国际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共八门课程的教学,涉及传播学、广告学、舆论学、媒介学、统计学五大学科领域。期间我的研究还涉及符号学、政治学、外交学、文本分析、公共关系学以及中国传统兵学理论。我在海南的第一大收获是:系统输理了自己的专业理论,并成功地完成了升级。
   
   为求学以致用,2005年我带领部分学生策划组织了海南省首届爱心高尔夫球义赛,募集善款七万余元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对此,境内外有70余家媒体倾情报道。本次活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是高校探索济困助学、知学合一新途径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次助学义赛验证了整合营销传播的巨大应用价值。整合营销传播(IMC)诞生于1992年的美国,其宗旨是整合运用新闻、公关、广告、营销、组织传播等传播手段以追求成本最小化、影响最大化。在后来的教学研究中,我一直关注整合营销传播在非商业领域的运用,譬如社团运营、区域营销、政策倡导、政策营销等。为此,我曾应邀为海南省部分社团负责人讲授“无缝传播与社团营销”,并应邀分别为琼中县、屯昌县党政干部做过题为“政治传播与管治艺术”的专题讲座。
   
   为充分发挥专业特长造福社会,当时我在教学、研究之余还担任Global Unification亚洲事务主管、Global Voices Online作者,同时还被聘为多家非政府组织的顾问。作为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传播学的魅力就在于其道术合一、知行并重。作为高校教师和传播学者,不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而是跺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不仅会误人子弟,还会葬送自己的专业前途。
   
   在海南期间,由于专业缘故我和新闻界接触密切,对中国新闻界的真实状态有了直观的了解。2006年,我受委托对海南报纸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关于新闻媒体在社会管治中的角色与功能,我在调查研究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海南省委省政府号召在海南大面积种植桉树以支持金光纸业集团(海南)的发展,而“绿色和平组织”众多独立媒体和独立学者则齐声反对。两大阵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舆论战。虽然农民也大都反对种植桉树,但笔者在海南的调查中发现,大批的森林已被砍伐,一望无际的桉树已长满山头。关于本次调查,我曾应邀在香港召开的世界舆论大会上做专题介绍。
   
   五、再度留学
   
   随着年龄日长,我的使命感日增,危机感日重。中国的高校早已官僚化,官学商共谋之风日盛,独立学者已成凤毛麟角。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社会矛盾丛生、公民意识高涨的语境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如何起步?为揭开心中谜团,笔者于2007年12月再度赴欧求学。
   
   在欧洲,我在苦苦思索中国的民主化路径。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历史表明,新闻媒体、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促使非民主国家政权更替的三大力量。为此,有人指出,新闻自由是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最佳路径。事实上,笔者一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媒体上刊文呼吁新闻自由。2008年6月下旬,笔者公开在国内公开出版的《青年记者》上发表了“解放媒体 复兴中华”的长篇檄文。不过,笔者现在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单独依赖新闻媒体是不可能有效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只有同时推动结社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三者才有可能形成最大合力、发挥最大效用。
   
   在欧洲学习期间,我尽最大努力广泛接触海外中国人。无论是民运人士、流亡藏人、法轮功人士,还是其他海外华人,我都以礼相待、广结善缘。几年的留学经历告诉我,海外中国人不仅背景、经历、心态复杂,人品也出入甚大。心理阴暗、欺压同胞者随处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乡遇故知”是人生四大幸事之一,但在海外,遇到中国人却未必都是幸事。爱尔兰某些中国留学生的卑鄙肮脏,对我触动极大。
   
   在笔者回国调研期间,有好友劝我:两耳莫闻窗外事,一心直奔幸福路。有一次,好友读完我写的时评后笑我是“五四青年”。或许,在很多人眼里,下愚的追求早已不合时宜了。毕竟在当今时代,发展经济才是主流价值观。所以友人劝我利用专业特长为权贵或资本服务。可我的耳边总回荡着周恩来当年的绝唱:“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此文于2009年11月0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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