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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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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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人王学勤支持良心犯徐永海去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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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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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具有信仰因为它是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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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写的文章
·********2012年4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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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基督徒良心犯致信北医(北大医学部)老师
·我们必须具有信仰因为它是人的天性
2012年7月写的文章
·*******2012年7月写的文章
·北京一基督徒良心犯致信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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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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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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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合情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徐永海

   
   
   2002年5月16日
   
   2002年5月16日,我到我家居住地的派出所去办事。要办的事也就是要把我妻子的户口从她娘家那里迁到我这里。办这事的警察对我说,你们家户口本上有这么多人,而你们家只有两间房,要办这个迁户口,你先去找你们管片民警去。从她先后的话中,我听的出来,她的意思是说,你家就这么两间房,户口本上不应该再增加人了。我只好去找管片民警,他又不在,我只好回家。
   
   我家人口是多,没有办法,在中国50年代、60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的父母一连生了我们兄妹五人。我家的住房是少,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兄妹和我都很老实,不会给领导送礼,也不会去和领导玩命,除我大哥分到过一间住房外,其他一直没有分到过住房。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没有本事发大财,自然也买不起几十万、上百万的商品房。一家人不得不住在这个两间房里。
   
   我的父亲是解放前来的北京,那时他登三轮车养活一家人,几年后他在北京城里买了房。现在我家住的这两间房,也是从那换来的。解放后,我父亲不再给自己登三轮车了,而是到运输公司去工作,干了几十年没有分到过房。
   
   我们兄妹五人比我父亲有文化,我父亲不认字,我们兄妹有两个名牌大学毕业,两个高中毕业,一个因为“文革”初中毕业,但也比我父亲强多了。但我们均不如我父亲,我父亲靠自己的劳动有了自己的住房,而我们没有。我大哥是分了房,但产权是单位的。
   
   我们住房困难,二哥结婚时在农村找了一间房住着直到现在,三哥结婚时向亲戚借了一间房也直到现在,他们的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上高中了。我妹妹经常住在她们的公司里。今年我结婚了,我一个40多岁的人,一个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的人,一个做医生近二十年的人,在半间小房中结婚了。我家有两间房,现在我父母住一间,另一间中间打一个隔断,我妹妹住半间,我们两口子住半间。
   
   我感谢我的妻子,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金钱至上”社会,可是她嫁给了我,嫁给了一个在物质上贫穷的人。我爱我的妻子,我和她要好好地过一辈子,我要把她的户口迁到我这里来,和我在一处,我们要组成一个家庭。如果我妻子不是北京人,是外地人,我不去迁户口;如果我妻子不是城镇户口,是农业户口,我也不去迁户口,我妻子和我一样是北京人,是城镇户口,如果仅仅因为我住房困难,仅仅因为我没有被分到过住房,我妻子的户口就不能和我在一起,我不能理解。
   
   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是弱者。在各个方面,我们时常受到欺负。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这样,在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也是这样。在现在可能更受欺负,解放前的资本家欺负人,现在的资本家更欺负人。现在的资本家一方面,他们没有了传统道德,不以欺负人为耻,反以有资格欺负他人为荣。我的一个同事他原来在建筑部门工作,他对我说,他们那里的头就公开说:“我们就是吃山珍海味的,吃不了我们就扔,那些民工就是吃筷子串馒头的,我们扔的菜也轮不到他们吃。”另一方面这些资本家他们多有官方的背景,他们欺负了人,别人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例如现在的拆迁,这些开发商,这些资本家,他们为了他们的商业目的,他们为了他们发大财,他们和有些腐败分子联合在一起,在一些时候他们运用了强制手段强拆他人的房屋。今天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还谈到这个问题,它写到:“在中国,拆迁具有一定强制因素,但它不是征收也不是征用,以商业为目的拆迁更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拆迁基础是以等价补偿,平等主体谈判为基础,也就是说以私法(民法)为基础,强制为辅。我认为,非基于公益目的就不能动用政府力量强取公民财产,商业目的的拆迁应以私法为基础,等价补偿原则为基础。”
   
   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是弱者,但我们已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有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当我们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我们会得到社会各界很多人的支持。现在我们在拆迁问题上,在劳动权益问题上,在医疗养老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多欺负。欺负我们的人,一些是有权的人,一些是有钱的人。依靠我们个人可能我们没有能力不受欺负,我们只有依靠大家的力量,依靠社会公义。
   
   徐永海
   2002年5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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