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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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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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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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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每逢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关为什么从来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的议论总是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这再一次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情结。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代后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早已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影响很大。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对传统经济学发生了颠覆性革命的一个学派,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问题一样,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又因为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获诺贝尔奖,这一次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了。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虽然中国经济学界以前对她并不熟悉,但她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民主决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民主的经济学”。所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必将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中国当前面临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背景下,这两个新兴的学派容易走出学术圈,引发社会大众的热议。可想而知,这一次有关中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议论自然也就更加热烈了。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是否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做客网易财经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要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个神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现在议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种看法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特别是高校的体制使得教授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兴趣;第二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也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往往跟着政府的屁股转。
   
   第二种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学家向诺贝尔奖进军大有希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预言,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中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思想大师“应该没有问题”,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外国经济学家的地方。
   
   第三种是酸葡萄的态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做客新浪财经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刘翔的110米赛跑得奖不一样,刘翔得的奖是秒表掐出来的,非常客观,而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奖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有没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不必那么看重。
   
   上述三种观点,我最赞成的是第一种,最不以为然的是第三种。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经济学奖作为人文科学的奖项,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这是事实,但是一种奖项的份量有多重,主要看这一奖项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其次才是这门学科的客观性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奖,但如果谁得了这个奖,就意味着在经济学发展史的群峰中有一座刻着他和他的国家的印记。4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这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是一致的。所以,一个国家有多少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反映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荣耀,这一点恐怕跟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不一样。
   
   至于第二种观点,我认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盛洪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没有错,也确实是中国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30年来的改革夜郎自大,自视过高。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其称为“制度变迁”,不如叫做“制度复制”。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无非是要复制西方已经成熟的市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了无新意,因为它所要建立的,是人家在一两百年以前就已经确立的市场制度。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最多在如何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上才具有创新意义,但在这种转轨的过程中,除了中国这种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搞单纯经济改革的道路,还有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先搞政治民主化改革,后搞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的道路,究竟哪一条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或哪一条道路的代价比较小,现在还是未定之数。过去,我们大吹大擂,以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成功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的困扰,我们自己的吹吹打打开始显得有些滑稽了。
   
   中国经济学家将来有没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关键看其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并且能够取得多大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以得奖的成就,往往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取得,并且历史已有定评的研究成果。科斯获奖的原因是他的两篇经典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提出所谓科斯定理的奠基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前一篇论文的思想甚至在论文公开发表的5年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在他发表这篇论文的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91年,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离后一篇论文的发表也已经30多年了。科斯自己说过,想不到60年前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这说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受长期的历史检验。
   
   1949年中共建政60年以来,前30年官方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所有经济理论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那时只有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学名著的翻译(而且往往以“批判资料”的形式),而没有经济学的研究;后30年,我们才开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但其主要成绩是现代经济学的译介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谈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确实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在经济学研究上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大概只有茅于轼。1970年代中后期,这位铁道部的工程师和助理研究员通过独立研究建立了择优分配原理,但择优分配原理只不过是以数理形式重复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构架,这位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摸索着走了西方人一百多年前已经走过的老路。像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其自身的素质来说,显然是非常具有重大创新能力的,但遗憾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不是生活在美国或其他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
   
   在过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中,撇开前苏联不说,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可以与美国和欧洲那些经济学大师比肩的,只有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和波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但他们都没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恐怕与修修补补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有关系。试想,连科尔内这位以《短缺经济学》出色地描述了计划经济运行的杰出经济学家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又遑论中国的经济学家?
   
   过去的共产党国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一位,这就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Kontorovich L),他因为线性规划方面的成就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过经济学大师,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思想控制没有中国那么严重,而且他们在历史上具有自由文化的传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在做客网易财经时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和张培刚,这两人确实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蒋硕杰是台湾的经济学家,而有“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称的张培刚的杰出论著是他194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总而言之,1949年以后的中国甚至远远比不上前苏联和东欧,没有出过一个经济学大师。
   
   正如杨振宁、李政道、高锟等华裔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出身前苏联的两位俄裔经济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是以投入产出分析法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197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但他们两人都是美籍经济学家,他们因以获奖的成就都是在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美国取得的。桔生华南则为桔,生于华北则为枳,这充分说明经济学研究需要学术自由与独立,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是经济学大师生长的土壤。在中国这块缺乏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土地上,是决然生长不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学大师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保障。外国的大学是独立的,因而外国的学院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保持其独立的精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是些被称为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就其就业的单位而言,那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属于学院派,但中国的大学不是由教授来治校,而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校长)来管理的,中国的教授们是受雇于政府,而不是受雇于大学,中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是独立的学者,那些在政府和企业里工作的经济学家就更不必说了。没有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大学体制,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学家们成为学术大师的制度性原因。茅于轼说过,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至少还得20年,依我看,只要目前的大学体制不改变,只要思想和言论不自由,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永远只是一个神话。
   
   2009年10月24日修改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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