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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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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化

论反对胜利者的自由
   
    ——有感伊拉克战争之四
   
   今天早晨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航母上宣布,伊拉克主要战斗已经结束。

   
   
   
   从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开始至今,已过去42天,其实攻克巴格达只花了三周时间。
   
   萨达姆政权垮台了,当看到巴格达市民踏在萨达姆铜象上欢呼雀跃的时候,有正义感的人会为之动容。
   
   声援刘晓波余杰
   
   
   
   今早自由亚洲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报道了刘晓波、余杰,昨天傍晚分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这使人感到十分震惊
   
   
   
   刘晓波余杰,是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旗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良心的体现。
   
   
   
   中国政府侵犯刘晓波、余杰个人的自由权利,我表示强烈抗议。
   
   
   
   国内外凡有为此事件组织声援、抗议的联名信件,我都愿意参加,请代我签名:“孙文广(山东)”。
   
   
   
   刘晓波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他因参加1989年的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和抨击时政而三次被关押。每次释放之后,他的政治信念,都更加坚定。我相信这次关押出来后,他会更加坚强
   
   
   
   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经常在境外刊物和互联网上,发表与政府观点不一致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被关押,这次关押,对他是一次锻炼,相信释放之后,他的政治理念也会更加坚定。
   
   
   
   2004-12-14早晨于山东大学
    论恐惧与自由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把“免除恐惧的自由”,论述为“四大自由”之一,对此,长期生活在共产极权下的民众,感触应该特别深刻。
   
   
   
   **在大陆感触到的恐惧**
   
   
   
   在中国大陆,当民众权益受到损害时,如果,动员人们,用行动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你会感到恐惧几乎无处不在。
   
   
   
   现在的大陆,私下的议论,可以涉及方方面面,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 但是一旦要用文字表达不同看法,比如在干部分配住房时,发生了不公正现象,有人要写小字报或到网上发表点评论文章,于是就会有人劝你不要写,讲法,有多种多样,如“白纸黑字,和讲话不一样,不要写出来,让人抓辫子”,“讲出来的话是气体,写出来的字是固体,没有必要写出来”。
   
   
   
   在某些人看来写评论文章,特别是发表在海外的网上,是非常可怕的事。
   
   
   
   有的人甚至在别人起草的,已经有些人签名的信上,要他跟着签个名,他都百般的推脱,甚至说:某某地方,有人因为签名而被逮,可不能随便签名。至于“上访”,那更是很可怕的事。
   
   
   
   山东大学分配住房,发生十分不公正的现象,此事议论了四五年,于是有些胆子大的人写出了小字报,贴了出来,但是用真名实姓者极少,多数署名为“几位教师”“部分教师”,有的干脆不署名。
   
   
   
   怎一个“怕”字了得。
   
   
   
   **极权在民众中制造了恐惧**
   
   
   
   列宁说:“阴谋家一面制造阴谋,一面要苏维埃政府放弃恐怖手段。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列宁全集》第37卷,第141页)。“依我看,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6页。)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在农村中制造“恐怖现象”的必要性,他认为“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1949年后的“土改”和“文革”中,再次表现出他的这种思想。
   
   
   
   正是过去的当权者和他们所依赖的体制,通过各种运动,各种事件,制造了民间的恐惧。
   
   
   
   在很多方面,中共的做法,超过了苏联。苏联在土改中把上百万的地主、富农驱赶到边远地区。让他们从人们的视线下消失。苏联整肃知识分子,数量比例不如中国,而且一旦定了性就将他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或北极圈的集中营。
   
   
   
   **有中国特色的极权**
   
   
   
   中国的几百万地主富农和五十五万右派,多数就地“改造”,让他们就在亲友面前接受经常性的批判侮辱,降低他们的工资,限制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的全家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受羞辱、折磨、甚至家破人亡,用他们全家的呻吟、苦楚在民间制造恐惧。
   
   
   
   这是共产极权统治的一种创造。中国从“土改”斗地主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至今没有平反。1957年打右派,二十年后只改正,不平反,不补工资。二十多年精神上、物资上的损失谁来评说?正是这些每时每刻发生在众人面前的事实,日积月累,制造了人们的恐惧。
   
   
   
   中共制造恐惧,不但发生在毛泽东时期,在毛死后,也继续在制造恐惧。1989年的“六四”,90年代末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近来的打压异见作家,都是在制造恐惧。
   
   
   
   **恐惧与名利**
   
   当权者也利用很多人迷恋个人的名利、前程、地位的思想,来制造恐惧。“六四”之后,一部分人被抓、被关、受处分,但是还有很多人,也支持过学生,因为不再坚持,没有被处分,有些受到了重用和提拔,被捧起来了。甚至当了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头顶上增加了不少光环。他们现在有很好的环境、待遇和活动空间,他们不想,为了多说一些话,多写一些文字,而失掉现在的待遇。他们的恐惧来自于害怕丢掉当前的名利。对于一些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的人,恐惧也是来自于既得的名和利.
   
   
   
   **为家人所累的恐惧**
   
   有人对我说:“我自己对受打击是有准备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是不愿家人子女跟着受累。”家人不但是增加恐惧的一个方面,家人还是制造恐惧的一个来源。你要准备做个异见人士,首先要准备承受来自家人的压力。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有些过去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家庭的遭遇会使没有经过风浪的妇女不寒而栗。女人为丈夫为子女所想,往往会超过丈夫。而且当局者深知女人的心思,有时说服不了男人 ,就去做女人的思想工作,向她们晓以厉害,通过女人向男人施加压力,而她们给丈夫施加的影响,却是既巨大又持久,他们可以时时刻刻地用各种各样方法来说服你,比如找来所有亲朋好友,轮番做你的工作,告诉你可能遇到的,或者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各种危险。子女也会跟着妈妈一起劝说父亲。家人随着当局一起制造恐怖气氛。
   
   
   
   **如何战胜恐惧**
   
   有坚定的信仰可以战胜恐惧。很多宗教界的人士,他们相信死后可以进天堂,所以他们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老子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坐牢,妻离子散。
   
   
   
   自由,民主,也是高尚的信仰。西人道:“不自由毋宁死”。为了自由,必要时可以捐躯,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现在争取自由,已经不要冒生命危险了,最多就是坐牢。
   
   
   
   根据我个人体会,监狱是追求自由、民主者的大学。从1974开始,我做了七年监牢。那段时间里,我潜心思考,有大醒悟,从共产极权的意识形态下,有了大的转变,在狱中以写信方式,写下了我的思想。2002年,我出版了《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回顾过去,我对那次坐牢,并不后悔,在“文革”那种岁月,不坐牢,只能随着潮流瞎胡混,连点静心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在共产极权统治下,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应该视坐牢为坦途。
   
   
   
   当然,我们不是把坐牢当作一种目的。为了战胜怕坐牢的思想,重要的是要有所准备,有准备会减少恐惧。有些人做过一次牢,有了经历,对坐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像刘晓波,被抓三次,我想他对再次坐牢,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近他写了很多激进的文字,但是也没有进监狱,因为当局可能也知道他对此已无所畏惧。
   
   
   
   就像是怕水的人一样,大海似乎很可怕,如果经常到水边去趟一趟,也许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人多势众可以减少恐惧**
   
   
   
   人多了可以消除恐惧。人多势众,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胆子就大了。我常想在89年“六四”之前,北京游行人数达到百万人,当时的多数人,心中已经没有什么恐惧,有些人心中会想,这么多人在一起,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近来在汉源发生的农民群体上访、示威活动,人数达到五万人。到了那种场合人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上百名警员,怎能扑灭人们心中的怒火?于是只能省长出面,省长出面没有实质性的回答,农民仍然示威不停,最后中央决定停止水电站施工,农民这才打道回府。这是一场成功的群体上访和示威,人多势众消除了恐惧,维护了权益。
   
   
   
   **不要自己制造的恐惧**
   
   我在给海外传媒写文章,抨击国内时政,有好几个朋友知道后,纷纷告诉我:你家电话肯定被监听,而且声明以后不会再给我打电话。
   
   
   
   我当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好意,回家后注意我的电话,确实有时有杂音,特别是与海外通电话,杂音更重。有次海外朋友到大陆,问我是否长时间不在家?为什么这几天,电话总打不进来?我告诉他我在家。为了证实电话是否打不进来,我就用另一部电话,做试验,果然不通。于是我找电话局,他们说线路有问题,很快修好了。还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总是出现“拨号错误”的声音,他走了五里路到我家,问我是否改了号,我马上找了电话局,他们说也是线路“故障”。
   
   
   
   但是所有的事实加在一起,我也不能找到证据,证实我的电话确实被监听了,或被人为地加上了“障碍”。我想凭我现在的能量,要弄请这些问题可能要耗掉我主要的精力,最后还可能是无功而返。
   
   
   
   最后我终于想开了,如果有人凭着他的巨大实力,能够监听我的电话,那就让他听吧!好在我也没有很多秘密,海外的文章都是署了真名实姓,署了地址,还怕谁来窃听电话吗?监听者,听我的讲话,说不定还会受我思想感染,转变他的立场呢!
   
   
   
   回过头来我又想,如果根本就没有人监听电话,而整天自己疑神疑鬼,弄得坐立不安,那不是庸人自扰?自己制造恐惧吗?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大考虑电话被窃听的问题。至于有人怕窃听,不敢给我打电话,我也落得清闲,省得电话中讲些不咸不淡的话。
   
   
   
   有了这样一些想法,我也感到比较自由了。
   
   
   
   **我想起了童话“神灯”**
   
   有人到我家,看到门口附近停了部警车,问我出门是否有人跟踪,我告诉他,对哪些可疑的人,可疑的车,我都是视而不见。国外有个 “神灯”的童话,一个青年名叫阿拉丁,神人要他通过地道去取“神灯”,再三告诫他,一定不要理会路旁的怪事、怪物,一定不要回头看,否则不但取不到“神灯”,自己还要变成路边的怪物。
   
   
   
   我现在外出,几乎从来不回头看,不管是否有人跟踪。我常想起那“神灯”的故事。
   
   
   
   如果每天出门都在留神是否有人跟踪,那一定是很累的。如果有人在家中整天想着屋顶是否安装了窃听器,出门总想着是否有人跟踪,这人大概也就做不成什么事了,弄得不好还会神经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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