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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土地公有化——再评消灭私有制 2003/12/27
·毛泽东波尔布特贻害柬埔寨——三评消灭私有制 200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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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蔓延与江泽民的责任——有感于非典肺炎流行之二20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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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难得的好戏──话说“走向共和”之二 200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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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立法”延期是港人大胜利──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之二2003-7-7
·香港——大陆的明灯——有感于香港反23条游行之三2003/7/10
·掩耳盗铃和新闻自由——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之四20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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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见闻及改革意见

1978年7月
   
   按:我在看守所备受饥饿折磨时,曾下定决心,出去后一定向外界反映这里的黑暗。78年我进入劳改队后当即写了这封信。
   
   看守所管理情况及改进建议(给检察院信)

   
   检查院:
   
    我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中关押生活了四年多,深感到某些地方的监管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较普遍地存在着殴打、体罚和滥用刑具折磨受审者的现象,有的纯属逼供性质。
   
    有些受审者长年吃不饱饭,又加不准买送食物,所以他们入狱后健康急剧下降,疾病丛生。有的看守所不准看科技书,更不准看文艺书籍,甚至不给代买马列书籍。有的不准买纸、不准买笔,一只铅笔头都是违禁品。这样就从物质上剥夺和限制了受审者上诉权利、上告权利。
   
    看守所没有探监制度,随意扣压信件。因而使得监狱中的一些法西斯审查方式,不能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不能透露到社会上,使监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有的领导人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任某些犯人称王称霸,谈吃谈喝,谈低级下流,封建迷信,谈作案过程,落网过程,实际上把这里变成一个犯罪教唆所。
   
    以上问题不但严重地从精神上、肉体上摧残受审者,而且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希望调查了解这些情况。也希望通过这些具体事例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
   
   济南劳改支队一大队犯人
   
   孙文广
   
   1978年7月30日
   1980年7月
   
   
   
   
   
   反映劳改队忽视犯人教育的信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事由:反映济南劳改支队严重忽视犯人文化教育的情况。
   
    济南劳改支队严重忽视犯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教育,犯人读书难,看报难、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现在犯人中很难看到人民日报,根本看不到红旗杂志。文化书籍全靠私人渠道辗转传阅。这里不开图书室,阅览室根本不设阅报栏,也没有文化夜校。由于犯人严重缺乏文化生活,精神空虚,思想苦闷所以酗酒、赌博、斗殴一度极为普遍,逃跑不断发生,已经成为山东劳改队之冠。济劳支队很难说对犯人有什么积极改造作用。
   
    这里劳改队领导人对犯人的管教主要依靠惩罚,砸钌、上绳、关禁闭。根本不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不重视精神上的陶冶和感化。他们准许犯人任意购买含有尼古丁毒素的香烟,但是不准购买书籍报刊和食物。盼请监察机关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请畅通犯人向上反映情况进行控告的渠道。另请了解,济劳支队用犯人教育经费订购的杂志书报是否让干部拿去享受了。
   
   
   济南劳改支队
   
   直属队犯人孙文广
   
   80年7月25日
   
   
   这封信带有控告性质,请济南劳改支队不要扣压,请监察院收到后给回信。
   1981年9月
   
   劳改犯是专政对象吗?
   
    --试讨论我国罪犯和劳改机关和性质
   
    很多人都把监狱和劳改队说成是专政机关,把劳改犯一律说成是专政对象,是阶级敌人。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现在劳改犯中,反革命犯不超过2%,其他的都是一般的犯罪,青年犯罪这几年有明显的增加。现在绝大多数犯罪活动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把劳改队说成专政机关,把犯人一律视为专政对象,对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所谓专政的手段和办法去进行管理,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会片面的强调改变犯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并将其看做主要任务。从而忽视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忽视道德、法制、伦理教育,忽视技术文化教育。“文革”中劳改队禁止犯人学外语,说他们学外语是准备叛逃。反革命犯不让学,一般罪犯也不让学。
   
    因为把犯人看做是专政对象,所以犯人应该享受的很多权利也不被尊重。反而强调的是写入“犴规”中的“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些犯人写的上诉,和对某些监管工作中的失职,提出上告,也被说成是“非法上诉”,“乱说乱动”遭到扣压,受到打击。
   
    由于把犯人全部看成是“专政对象”是“阶级敌人”。所以就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流行的说法是“劳改犯之间不能讲团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犯人间一般性的矛盾都很难于解决。而是被加以利用,结果矛盾扩大,争吵,欧打,结成积怨,酿成流血。在这之后还被说成是狗咬狗的战争”。有的干部把犯人之间的争斗,互相揭发看成是一种管理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暴露出犯人中的问题,使犯人几手所有的活动都暴露在干部面前。有少数恶劣的犯人,更抢少数干部所好,反映假情况,造谣,诬蔑,挑拨是非,从中博取好感与重用,从而以“犯人队长”的身分作威作福。犯人中的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占去了当事者,管教人员,和其他犯人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影响犯人的改造和学习。也影响干部的正常教育和管理工作。
   
    干部把犯人看做敌人,犯人之间经常处于敌对状态,这就使犯人整天沉浸在一种敌视的冷水之中。这样长年以往,必然在精神上在内心里给他们造成严重伤害。结果会培养出一种十分粗野,残暴的性格,有的犯人在这种性格的支配下,回到社会以后,制造了恶性犯罪案件。
   
    干部把犯人看成敌人,时间长了,很自然在犯人中其会也会产生对管理人员对管理工作的敌视情绪,破坏监狱设施,破坏生产设备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人在犯罪之前并不仇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在劳改队里生活多年之后,却产生了对党,对我们社会的敌袖情绪。因为看不到在这个社会的出路,最后产生了希望变天的思想,幻想共产党夸台,幻想到外国去寻找出路。这不能不说是“左”的监管指导思想的失败。
   
    三十年来我国的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监狱中关押的反革命已经很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应该再把劳改队看做专政机关,不应该再把劳改犯看做专政对象。
   
   现在劳改队是一个执法的改造教育机关。
   
   劳改犯是犯了法的接受改造教育和刑罚的公民。
   
   初稿于80年12月
   
   修改于81年9月
   1981年11月
   
   最高人民检查院:
   
   我因“恶攻”、“现反”罪在济南劳改支队服刑三年半,对监狱劳改队的管理工作有些见闻,也考虑了一些改革意见,写了寄上共35页,供参考。
   
   孙文广
   
   于济南劳改支队
   
   81年11月22日
   
   
   
   劳改队见闻及改革意见(有删除)
   
   
   
   说明:我于78年6月由于所谓“攻击领袖”的“现反罪”,被判刑进入济南劳改支队,到81年底出监,历时三年半。在这段时间年看到也听到一些情况,产生了一些改革监管工作的建议和设想。现在一併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济南市劳改支队概况
   
   济劳支队建于1974年,位于济南市西郊。78年时有2千余名犯人,后来有些调走,有些释放,80年只剩1千5百名左右,81年还剩下1千余名。
   
   犯人中除少数从事农副业之外,多数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包括摩托车制造,水泥、砖瓦窑、建筑、采石,高炉炼铁(80年底停)。
   
   这里关押的犯人有一半左右是两性关系犯罪,还有的是经济犯罪,伤害犯罪等,近两年这里的罪犯成分有明显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反革命罪犯明显减少,78年约有5%左右,现在则不到2%,原因是很多反革命犯平反了,新来的又很少。另一个变化是因两性关系犯罪也比以前减少了,而经济犯罪的比例则在增加。青年犯罪也增加了。
   
   
   
   
   
   监管中的左倾错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监管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其表现之一是破坏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再就是突出地强调了阶级斗争为纲,把所有的在押犯人都看成了阶级敌人。因为存在这些错误的观点,所以造成了监管工作中的很多失误。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干部在大会上说:劳改犯“是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后来又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批邓中又成了“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揭批“四人帮”时又说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由于把劳改犯都看成是阶级敌人,都看成是专政对象。所以自然而然“不讲仁政”“要剥夺一切公民权利”“不讲人道主义”。
   
   在十年动乱中,过去很多行之有效的劳改经验被否定了。主席语录成了治理监狱的最高法规。最常用的是“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犯人的很多上诉、申诉、控告,对国家大事的正确观点,都成了乱说乱动,成了批斗、惩罚、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只有对干部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百依百顺,才算是规规矩矩,实际上这是培养奴隶性。当时很多犯人关于管理工作的合理要求和建议,都受到压制和打击。有些干部即使心中同意这些犯人的意见,但表面上也要装出反对的样子,怕说成是阶级立场的错误,怕被说成是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由于片面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改造犯人的反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结果把犯人中一般的表现都看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就必然增加犯人和干部之间的敌对情绪。犯人之间的矛盾被说成是“狗咬狗”,因为未能及时处理而往往发展到激化。由于只强调改造阶级立场,改造反动世界观。所以必然忽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技术教育。文娱生活也极其贫乏。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都是很单调的,也很脱离实际。
   
   当时一些干部对犯人极其粗暴,殴打、侮骂经常发生。人格侮辱更是很常见的。78年有的干部在大会上说:你们这些人(指劳改犯)都是些社会垃圾,是些社会渣滓。79年劳改犯人回到社会后,很多仍要戴“反革命”“坏分子”帽子。
   
   那时的劳改犯,几乎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由于长期的苦闷,精神压抑,有的得了精神病,有的成了半痴呆,行动迟缓,思想呆滞。有的产生轻生思想,自杀身死,有的人还感到自杀不如闯祸,产生盲目的复仇、破坏的思想,拼命的思想。有的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来并没有仇恨,但是看到了很多错误的政策,受到很多不合理的待遇,长期看不到出路,结果产生了一些敌视或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有的希望变天,有的下决心要出国。有的想搞其他的破坏。
   
   要搞好劳改监管工作,在思想上端正认识很重要,现在的劳改犯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监管工作中要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劳改队的政治运动
   
   作者按:劳改队中搞“运动”治理,社会上又何尝不是“运动”治国。
   
   直到八一年初这个劳改队中的“运动”还是不断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的政治运动逐渐停下来了,但是在这里还在接连不断的搞运动。有些干部主要还是依靠“运动”来开展工作,名目也极其繁多,如“三查三批运动”,“坦白检举运动”“揭批查运动”“三忆四查运动”“大战四十天运动”“大战一百天运动”,每年都要搞这么几个运动,长的七八个月,短的也要一两个月。80年5月5日动员搞“整顿运动”到11月刚结束,又宣布开展“两反运动”(反传习,反教唆),81年1月14日又动员开展“三查三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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