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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及理论

1981年10月15日
   
   
   
   

   
   
   
   讨论《苦恋》及有关“批评”的建议
   
   
   
   
   
   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报刊上相继发表了长篇批评《苦恋》的文章。各种报刊也相继发表批评,这不但是文艺界也是国内外瞩目的大事,处理好坏影响很大,为此提出几点开展讨论的建议:
   
   (一)应该尊重群众意见
   
   ①有关报刊和机关应该广泛的汇集对批评《苦恋》的反映,对来访来信应作分类统计,数字应报党中央,人大,作协。根据统计,报刊上对此要有所报导,并发表有代表性的文章,或读者来信。
   
   ②批评《苦恋》的长文,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一些报刊上登了出来,很多群众都想弄清是非,人民群众争看《苦恋》的要求应该满足,如果不尽量满足这个要求是不大公道的,特别对作者白桦来说不大公道。
   
   ③对文艺作品的批评,一般在什么范围内错了,就在什么范围之内批评,《苦恋》既然在全国范围之内批评了,就应该让全国都有可能看到。
   
   ④如果有制片厂同意,可以把《苦恋》搬上银幕,在这之前作者可以修改(完全出于自愿),可以在影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既可以满足广大群众看《苦恋》的要求,也可以宣传创造自由的政策,并能说明共产党是信任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二)应该引导进行讨论:
   
   ①努力引导大家抱着虚心的态度进行讨论,围绕争论,澄清是非。
   
   ②文艺是非应该特别尊重文艺界的意见,应该组织文艺界,文艺刊物,有关学校、机关,进行讨论。
   
   如果有自发组织讨论,也不应该干涉。
   
   ③引导大家学联系讨论,总结过去三十年文艺界的经验教训并从中提高一步;
   
   ④文艺批评提倡责任制,文章要署真实姓名,或大家熟知的笔名,少发表些编辑部的文章。
   
   (三)尊重创作自由,允许争论和反批评;
   
   ①允许有不同观点的发表,允许反批评
   
   ②作者白桦同志的意见,绝对不应该压制,应该公开发表,最好是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登出来,因为大块批评文章曾登在这些报刊上。
   
   关于《苦恋》的讨论如果成功,会使全国上下提高认识,并使《苦恋》改写得更好。
   
   孙文广
   
   81年10月15日
   
   于济南劳改支队
   1980年10月15日
   
   
   
   
   
   关于“香火熏黑了佛像”
   
   --对批评《苦恋》的反批评
   
   
   
   《苦恋》没有看过,好坏不敢妄加评论,不敢说它最好,也不能说它最坏。看了人民日报和“红旗’上的批评长文。对批评者的有些观点和分析方法实在不敢苟同。党的政策是允许反批评,因此也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
   
   1981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用整板发表了长文“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其中对戏本的一句话进行了冗长的批评。《苦恋》中一个老和尚,说该寺中的佛像是让“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了”,后来戏本中又出现了熏黑的佛像。
   
   批评者从这段话出发,对《苦恋》作者展开了批判,说他“企图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是“至为荒谬的”,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的陈腐观点”,是“为四人帮罪责开脱”,,是“亵渎神明”。
   
   看了之后不禁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批评文章,其观点,其方法,其武断,很有点相似。文章的这一段很难使人信服。
   
   “香火熏黑了佛像”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真实的现象。佛象的变黑,确实不是一两个人的作为,而是很多人作为的结果。
   
   《苦恋》作者抓住这个生活中的真实,将其变成一个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很有一定的哲理性,说明一些重大普通的社会现象,并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众人作用的结果,有其形成的社会原因。
   
   对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具有哲理性的比喻,是完全允许的。只有极为虔诚的宗教信徒,才会提出抗议,说这是“亵渎神明”。
   
   作者写“香火熏黑了佛像”并没有说佛像是指谁,艺术作品的特点是准许人们去联想的,至于想歪了,作者不能负责,批评者根据《苦恋》还有挥动语录的画面,因此一口咬定说“佛像”是指“革命领袖”,接着就提出了一系列不近情理的质问“怎么能把革命领袖比作‘黑色的’神呢?革命领袖就是金光闪闪的神吗?把革命领袖当作佛像,当做封建迷信的象征来比喻,其本身就是至为荒谬。”
   
   看了戏本的那段形象,一般人都不会想到“革命领袖就是金光闪闪的神”。人们既不会想到马克思是“金光闪闪的神”,也不会想到列宁是“黑色的神”。说白桦同志把革命领袖比做“黑色的神”是很没有道理的。
   
   
   
   还要不要比喻?
   
   “香火熏黑了佛像”,做为一个艺术的比喻,也可以联想到对毛泽东盲目的崇拜的形成过程。而且重点在比喻这种社会现象的成因。批评者在文章中都讳言毛泽东,说佛像影射了“革命领袖”,到底是那个领袖呢?领袖只有一个人吗?而且即使有人联想到了毛泽东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佛”自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一种善意的比喻,如“佛面善心”,“菩萨心肠”“老佛爷”都是包含着褒意,是一种信赖,尊崇的意思。
   
   对毛泽东盲目崇拜的形成,有毛泽东本人的责任,也有客观原因,如果用众人香火熏黑了佛像来比喻,有什么“至为荒谬的呢”?如果说这个比喻“荒谬”那什么比喻恰当呢?在十年浩劫期间只准用红太阳来比喻毛泽东,自然科学家研究太阳黑子,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受到迫害,我想那才是真正的“至为荒谬”呢?
   
   说白桦的比喻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的陈腐观点”是“为四人帮开脱罪责”,实在是上纲太高,言过其实。
   
   文艺作品中的比喻是作者通过真实鲜明具体的形象(当然只能是局部的),来诱发人们的思想,通过思考明白一些道理。如果文艺作品的比喻有利于提高人民的识别能力,有利于丰富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这个比喻就是成功的,如果比喻能使人们提高政治认识,明白重要的哲学道理,那就很应该受到赞许。
   
   “香火熏黑佛像”,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比喻,除了那些还在盲目崇拜不能自拔的人,是不会感到伤害了自己感情的。
   
   艺术中的比喻,准许人们去联想,如果产生一些荒唐的想法,作者是不能负责的。鲁迅曾经说过同是读了“红楼梦”各人的想法各不一样。自己想歪了怎么能找作者负责呢?
   
   艺术比喻不能象政治比喻那样严格要求。
   
   政治家经常使用比喻。列宁就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毛泽东在很早以前说过“纸老虎”。能说这些比喻是“企图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吗?是否也可以说这是“唯心论”呢?
   
   列宁说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这是对政治比喻来讲的,对艺术中的比喻就更不能要求唯真唯肖,更不能要求象机械那样准确了。如果一定要比喻是十分准确的,是十分一致的,那么实际上是扼杀了艺术中的比喻。
   
   
   
   为扫除盲目崇拜尽一分力
   
   个人盲目崇拜,是造成十年灾难的原因之一,全国人民都在追索其形成的原因。
   
   文艺界的同志们克服阻力,使用某种形象的比喻,试图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揭露盲目崇拜的形成原因,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即使有点差错,也尽可不必无限上纲,瞒天牵连。如果说在十年动乱中对山呼万岁,对“忠字舞”,对宝书组成的红海洋,无力抵制。那么今天也应该为清算这种落后的现象尽一点力,即使不能尽力,当别人试探着解剖这个问题时,也大可不必去打闷棍。即使有点不够成熟有点差错,也可以讨论。更何况白桦的比喻,还比较生动比较成功呢。如果人们从这个比喻中领悟到今后要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要扫除落后思想和封建思想残余那不是很好吗?
   
   如果中国人民都能够从这个艺术的比喻中吸取教训,从今以后不再陷入盲目崇拜潮流之中,那真是谢天谢地了。
   
   批《苦恋》的文章作者,在文末把最近某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说成“真是暮鼓晨钟”。如果按照作者的比拟法,那不是中央领导同志比做敲钟打鼓的老和尚,把自己说成是默颂经文的小和尚了吗?再进一步上纲,如果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和尚,表示自己愿当虔诚的信徒,请问作者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这么几问之后,再请问作者还受得了吗?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彭德怀同志曾引用过的一句话,我想与作者共勉之。
   
   孙文广
   
   81年10月15日
   
   于济南劳改支队
   1981年10月
   
   
   
   
   
   文艺回顾与经验教训(三十年文艺回顾)
   
   
   
   建国三十年来,没有出现象鲁迅、象郭沫若象巴金那样成熟的作家,也没有出现他们所代表的那样伟大的作品。而象郭沫若,巴金,茅盾那样的作家,在新社会都几乎要绝产了。
   
   难道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利于伟大作品的产生吗?难道说社会主义不利于伟大作家的成长吗?回答当然不是。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有才华的作家被剥夺了创作权利,受到长期的迫害,有大批好的作品遇禁。三十年来我国文艺界屡遇大干扰,大破坏,以至发展成为十年浩劫,主要祸源在那里呢?在资本主义吗?在几个反革命吗?当然不是。
   
   那么毛病到底出现在哪里呢?很明显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是党政领导上的失误,不该管的事情管得太多,该管的方针政策又没有管好。结果在很多时候在很多问题上是帮了文艺界的倒忙。
   
   
   
   
   
   毛泽东的教训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和领导了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后来又批“清宫秘史”,批“海瑞罢官”,批《水浒》,这些批判都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作品有没有缺点,该不该公开批判。问题在于不该由中央领导人,不该由官方,由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对一部作品的批判运动。
   
   这样的批判运动势必发展成为一种“围剿”,使得被批评者不能公开辩驳,使得不同观点不可能公开发表,最后形成一面之词,一家之言,干扰了文艺创作自由,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
   
   不适当的粗暴的行政干预,当然不能使很多人信服,不能使人停止争论,于是又把大批作家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把很多作品划为毒草,禁止出版。但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总是很活跃的,不能象一潭死水,仍然时时泛起波澜,仍然不能按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和喜好去进行创作,去评论。于是最后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出面,制造样板戏,样板画,用以规定格式,规定样板,约束人们的创作思想。另一方面则更加粗暴的在文艺界搞“全面专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那种文化专制主义。
   
   毛泽东从批评武训传一部作品开始,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全面专政”,走上文化专制的道路,这之间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这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但这绝不是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走上的道路,这是过去的革命者,人民的领袖人物,在掌握政权之后有可能逐步走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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