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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寻求公正的方式

    牛克思 2009.11.24
   
   公正是人生追求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称为文明的社会。不公正的社会,必然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公正必须要用制度来保证,任何个人的承诺都是空洞的。封建社会由于官官相护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老百姓要想寻求公正,真是“难于上青天”!
   要说到中国老百姓寻求公正的方式,就不得不说说“缇萦救父”、“窦娥伸冤”和“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昭雪”这几个故事了。
   

   “缇萦救父”讲的是一个小姑娘为让其父免除过于严厉的刑法惩罚而进京告御状的故事。公元前167年的汉文帝时期,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淳于是姓,缇萦是名)。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是错治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当时的肉刑有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离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长叹一口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
   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回儿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了一个办法,把肉刑改用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汉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肉刑。这样,缇萦就救了她的父亲。
    “缇萦救父”的上访故事因为主人翁是个小女孩,而且这个小女孩居然成功地促使皇帝修改了法律,所以脍炙人口,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窦娥伸冤”的故事发生在元朝。窦娥自幼丧母,结婚后不久,丈夫病故,两代孀居,与婆婆(蔡婆)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贫苦。一天,蔡婆去找赛芦医索债,赛芦医谋财害命,蔡婆被当地恶棍张驴儿所救。从此,张驴儿仗着自己救了蔡婆一家人,持恩逼婚,要蔡家婆媳坐堂招婚。蔡家婆媳不肯,张驴儿便想毒死蔡婆,好霸占美貌弱小的窦娥。不料,他准备的毒药误被自己的老爸饮下身亡。蔡婆为了免除灾祸,给了张驴儿十两纹银,让他买棺葬父。张驴儿却以这十两纹银为证据,讹诈蔡婆害死了自己的父亲。他买通当地县令,对蔡婆横施酷刑。窦娥怕婆婆年老体弱,经不起折磨,只得含冤忍痛自己承担,被判处死刑。窦娥死后,应其誓言,血溅素练,三伏天气大雪纷飞,楚州地面干旱三年。六年后,窦娥的父亲窦天章金榜题名考取了状元,路过山阳。当日深夜,他正在审阅案卷,忽然见到女儿窦娥前来,求父亲代女儿伸冤昭雪。第二天,窦天章开堂审案,终于使冤案大白。结果,张驴儿和县令被判处死刑,赛芦医被发配充军,窦娥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
   窦娥被官匪一家陷害致死,如果不是她父亲后来掌握了大权,根本就不可能伸冤。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发生在清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发生地为浙江省余杭县余杭镇。余杭镇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因其妻毕秀姑长相漂亮,人送外号“小白菜”,所以知县刘锡彤便怀疑是因奸情杀人。本县秀才杨乃武有点像现在的维权律师,平时爱打抱不平,与知县刘锡彤积冤甚深。巧合的是,小白菜与葛品连结婚后租住杨乃武家后屋一间,与杨乃武素有来往,街坊之中的好事之徒也曾传言“羊(杨)吃白菜”。
   知县刘锡彤闻听之事,便借机报复杨乃武。遂将杨乃武和毕秀姑二人拘押,并用重刑逼供。屈打成招后,杨毕二人被判斩刑。然而,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维持原判。
   《京报》报道了她们二人到京告御状的消息,但《京报》只在京师发行,只有朝廷中少数官员可以看到,影响不大,《申报》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转载了《京报》的上述消息,因使杨案上告之讯广为流传。《申报》对杨案的报道,不但维护了法制,伸张了正义,而且鼓励了杨乃武亲属反复上京呈控,同时,由于舆论的影响,此案引起了在京余杭人士的不满,要求大清刑部重审,从而促使朝廷不得不降旨令刑部重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在朝廷重臣的直接干预下,杨乃武和小白菜毕秀姑冤案得以昭雪。杨毕冤案历经三年又四个月,案情曲折,朝野轰动。
   清廷下谕,革去刘锡彤余杭县知县职务,从重发往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草率定案,予以革职。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睿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杨毕一案,朝廷惩治大小官员数十名,可谓是震惊朝野,是晚清因为吏治腐败处理人员最多的一次。
   上述三个有关老百姓寻求社会公正的故事,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缇萦救父”案是明君型,小姑娘缇萦的成功在于她遇到了一位英明的君主;“窦娥伸冤”案是翻身型,窦娥的冤案之所以得以平反,完全是因为窦娥的父亲窦天章金榜题名考取了状元,手中掌握了比陷害窦娥的县官更大的权力;“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昭雪在于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就不会引起上级政府官员的重视,从而杨乃武和毕秀姑的冤案也就不可能得到平反。
   明君在封建社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缇萦救父”式的道路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现在每天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国家政府机关寻求公平的访民,可能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姑且不去评论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是不是算得上明君,即使他们确实是明君,访民的申诉材料也根本不可能送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怎么会知道访民的冤屈呢?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国家急需他们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如果规定每个访民的申诉材料他们都要过目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干别的事了。所以,期望通过上访引起国家领导人关注自己不幸遭遇的访民,注定是要失望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昭雪,使当权的刘锡彤之流知道了舆论监督的厉害,正是舆论监督破坏了他们的关系网,因此他们对舆论监督恨之入骨。共产党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经验教训,在它用暴力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后,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超过了既往的一切统治者。暴力殴打记者、野蛮查封报刊、严格新闻审查、禁止言论自由等等手段无不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为官官相护大开了方便之门。老百姓在受到政府官员的欺压后,新闻媒体不敢为之伸张正义,按照共产党所说的法律途径去维权,那些司法的官员早被打了招呼,老百姓哪里还能讨还公道?因此,中国老百姓想通过舆论监督来寻求公正的愿望,至少在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最后一条出路就是翻身型的“窦娥伸冤”模式了。但是,中国人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直系亲属当大官啊,何况这种翻身型的伸冤模式本身是不是公平的还很难说。谁知道是不是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利用手中职权打击陷害自己的敌人?按照现代的司法原则,窦天章本人是应该回避这个案件的。可悲的是,翻身型模式正是中国人寻求公正的普遍方式。自己家有人当官当然是好事,自己家没人当官怎么办?那就想方设法找关系吧。只要关系到位,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杀人可以不偿命、损坏别人的财产可以不用赔、打击所谓的黄赌毒无非是为自己垄断经营扫清障碍……。
   但是因为官位是一种严重稀缺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每个人都和官员攀得上关系,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注定是翻不了身的。所以他们还是要去北京上访,希望奇迹发生,希望在北京市遇到汉文帝。希望破灭之时,就是人民觉醒之日。
   

此文于2009年11月2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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