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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父亲的60年

回家

   

   回家对我从来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这次尤甚。亲情因为地理距离,有时显得温馨,而一旦面对面,地理距离感消失,心理距离会让人窒息。除了复习方言和大快朵颐,熟识的空气、景观和人,重新唤起的新奇感,会让我保持在足够的兴奋状态,此外,留给我的是不快乐。

   对家乡,我从来保持逃离的姿态。如同在这个国家,我永远是流亡的状态。

   我得到父亲患病的消息,已迟到两天。对于85岁高龄的父亲,头疼脑热,家人已习以为常,何况几天前,他刚出院。这次家人并未告诉我,他们习惯如此。似乎有心理感应,在这期间,我曾连续三天给父亲打电话,总是无人接听,但我知道父亲去了外地老家,所以错以为他还在老家,实则父亲再次住院。原来父亲住的公房正在拆迁,政府雇佣的土匪拆迁队,弄断了整个家属区的电话线路。

   我的出生地甘肃庆阳,是一座被权力戾气包围的西部城市,这是我逃离的原因。当地政府曾派出市、区老干局等各路人马,上门动员父亲搬迁,称父亲作为1940年代参加抗战的老革命、老党员,要带头配合城市规划。甚至匿名打电话威胁父亲,如不按期搬迁就停发离休工资,他们避而不谈如何解决后续住房。

   这次父亲急病住院,即因为一拨拨政府工作人员与拆迁办人员,恐吓威胁,软硬兼施而引发。父亲维护政府面子,从未告诉家人他因心理压力大、引发陈疾的实情。父亲不进水食,黑绿色胃液早已呕吐殆尽,每天全靠十多瓶营养液维持生命。庆阳市第一医院始终未查明病况。家人已通知外地亲戚最后一次探望父亲,并着手准备父亲的后事。

   八月一日傍晚,我风尘仆仆抱着一箱龙眼走进病房,父亲滴水滴米未进已是第六天。这一天,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父亲别具意味,那面军旗上浸染着他的血液,还有被视为敌方的血液。而在父亲被庆阳市政府迫害,生命垂危的关口,他所维护的政府和一生愚忠的党,早已遗忘了他。

   跟许多中西部中小城市一样,庆阳全靠公款消费的权力经济支撑起所谓的繁荣。2007年房价尚在1500元/平方米,今年已突破3000元大关,两年翻了两倍。父亲离休工资近两年涨升后,大约月薪4000元,也无力购买住房。对于庆阳市人均千多元收入的大多数城市居民,意味着根本无力购买房屋。

   过去的八月,算得上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段。我在南方遭遇警方迫害,已接连搬家三次;而在家乡,因为拆迁,父亲被甘肃庆阳市政府百般刁难,患急病住院,生命垂危。

   这不是一次旅行,在于我,是抱着跟父亲见最后一面的心情返家。广州——西安,空中距离仅有1500KM,航程不过两个多小时,而我从广州离家到在医院见到父亲,整整花费了13个小时。清晨在湿热中离开广州住所,抵达西安东郊的唐都医院,已是华灯璀璨。公交车、地铁、机场大巴、的士、飞机、摩托车、三轮出租车,几乎换乘了所有的现代交通工具。只为履行我跟父亲不曾有的生命约定:握手。

   我知道父亲在呼唤着我的名字,虽然流浪在外十多年,父亲从不曾要求我回家探望他。在血肉战场,父亲刚强如铁,从不曾屈从死亡;而他曾用生命誓死捍卫的党,却在他的晚年,将他无情摧残在病床。

   不用读中国现代史,或者阅历60年“丰功伟绩”,我从父辈身上读懂了中国当代史。感谢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给予我反面教材。这不完全是血缘的缘故,也不完全关乎亲情,而是超越生命的价值信条。

   如若中国人哪天摆脱父权统治,也就能够走出君臣传统思维,拥有真正的自由。父权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父权就是天。父权将人性化的父子关系完全扭曲和异化,感情和人伦被抵押。因为小孩多,父母管不过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家庭是散养大的,不能不说很幸运。

   西安并非我的故乡,只不过父亲病危在此转院救治。我的家乡相距西安268KM。父亲在那里,那里就是我的家。母亲15年前离世,我远在海口,未及回家奔丧,即因言治罪,第二次身陷囹圄。这是永恒的痛,外人无法理解。

   随手拍摄的这些图片,记录了我一路急于看见父亲的心情。除了端着相机胡乱拍摄,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安静下来。我突然感悟,个人无力改变整个社会运转的冰冷程序,就像威权散布在每个人头顶的铁幕,恐惧攫住了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我们往往连自己的选择都无法自主。非常无力,但绝对不意味着放弃。

   每个人都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只有生命是真实的,尽管不会留下什么。中国人从不曾拥有家园——故土的,抑或精神的。

   

   2009年8月

   

   【补记】父亲13天未进水食,终被抢救过来。住房拆迁仍未解决。

   

   

   

父亲的60年

   

   1924年11月,父亲出生于陕甘宁边区甘肃陇东合水县萧嘴乡老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家贫,无力上学。18岁参加八路军,随部跨过黄河赴山西前线抗击日军;1947年参加延安保卫战,转战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战争中曾参加太原、西安等著名战役。

   父亲多次负伤,获得三枚军功章。战争间隙,靠自学脱盲。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代先后在西北军区(现兰州军区)后勤部、兵役局服役。1955年被授予尉级军衔。1949年前后,曾在西北抗日军政大学、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甘肃财经学院受训。

   1950年代末期,父亲从部队转业,先后在政府部门和粮食系统工作;1970年代文革期间全家下放甘肃庆阳农村;1984年返城;1986年父亲离休,62岁。

   60年是个极为凑巧的数字,恰好是父亲加入中共60年,也跟父亲今年的非人道待遇遭遇——住房被甘肃省庆阳市政府拆迁,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而我因为写作被警方迫害,今年已三次搬家,辗转多个城市流亡,并再次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限制出国。

   我成年之后,与父亲选择不同的信仰和路途,但是,在今天却殊途同归,这是荒诞,还是讽刺?

   这些是我愿意提起60周年的唯一原因。我没有寻找到一个歌颂、赞美的理由,永远不会!

   这是父亲的命运史,也构成中国的当代史。图像不会撒谎,但是谎言遮蔽了真实的天空。60年前那一天,注定就会延续每个历史节点的革命逻辑。这不是父亲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数代中国人的遭遇。父亲已足够幸运,在战争年代和文革中保全性命。没有失落,也没有家仇,更不愿享受父辈的荫护。我更愿意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参与并见证这个国度发生的一幕幕。

   作为一个红色后代,为中共60年“国庆”献上我的祭词。

   

   2009年9月30日

   

   相关文图请参阅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ushui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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