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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六)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 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 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 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 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 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 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 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 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 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 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 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 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 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 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 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 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 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 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 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 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 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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