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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三))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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