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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党羽鼓动闹事,李俊企业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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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与大款

   来源:纵览中国

    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傍大款”,所谓“傍”字与“款”字,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目前中国官场的一种生存状态:贪官与有钱人联成一体,沉瀣一气,巧取豪夺,为了经济利益而奔向前{钱}程。他们如同战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手傍着手,心连着心,盯住的是国家的财产与老百姓的利益,在贪婪与纵欲这一点上,他们结成了坚定的联盟,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然而,一旦前者倒台或失势,或后者破产或贫困,双方合作的基础既分崩离析了。如果从这个结果看,“傍”字就只具有嘲弄与讽刺的意义了。

   就贪官来说,他们每到一地任职,首先要结交当地的大款,反过来说,有钱的老板也会主动登门拜访,与贪官称兄道弟,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走到一起。据我在东北所认识的一些贪官看,他们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搞到钱,以便向上级行贿,因为自已的官职不是靠民选,而是花钱买来的,没有钱怎么能保住官位?一般情况下,现在各地不同级别的官职都是明码实价的,好象有点约定俗成,比如说乡长10万,县长50万,市长100万,省长1000万,等等,这都是毫不含糊的,象买东西一样等价交换,但不能讨价还价。官员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大都按照这个行规办事。比如,1997年我在黑龙江省海伦市见过一个贪官,他当时是一个正局级干部,由于以前我报道过他主持的一个绿色农业开发项目,所以我们很熟,他告诉我,最近心情不顺,因为人大选举时,他原先希望的职务叫别人占据了。他说:没办法呀,咱们钱不够啊!他例举了许多类似事件,令我很震惊。他还报怨自己分管文教,下面的企业太少,如果分管工贸最好,那样就能多管一些经济实体,多认识一些老板,也一定能够干上去。此后黑龙江省曝光的田凤山案,马德案与韩桂芝案,已充分体现了官场的这种腐败。而绥化地委书记马德恰恰就是当年的海伦市一把手,我对他的丑闻早已耳熟能详。可见官场的买官卖官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由于官职是干部花钱买的,那么就有一个回报率的问题,当官的上任后,就要把自己掌控的官职继续批发转卖,以便收回成本,攒取利润。这又迫使下面的“小贪官”给自己行贿,而“小贪官”就和自己一样,再去“傍”大款。就是这样,从上而下,一级一级地,整个社会风气慢慢地变坏了。看来,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官,没有不“傍”大款的,个个乐此不疲。

   此外,再是如何花钱?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知半解,对人世间的物质享受却极力追求,对穷奢极欲没有愧疚感,对来生诸神没有信奉与敬畏,他们不仅要穿名牌,戴名表,坐高挡房车,还要天天吃喝玩乐,美女如云。每天的饭局都是按排的满满的,先喝酒吃饭,再唱歌跳舞,然后是洗桑那,“三温暖”,而后按摩泡小姐,最后再搓麻将或打滚子,以至夜不归宿。这种自以为神仙一样快乐的生活,得有大笔金钱供着,而买单的正是大款老板。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所以,久而久之,贪官就不知不觉地被大款绑架了。

   1998年,我到辽宁省一个县级市采访,当地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县长和我聚餐,酒桌上的人不少,他们不知道我是海量,结果县长喝醉了,讲话走了板,他说当地有三个老板,都是开酒店的,也是黑社会的,个个财大气粗,把市委市政府都控制了,有时训斥他们就象对待孙子一样。后来在另一场合,我又见到了其中的两个“黑老大”,他们对我还满客气的,酒喝多了,为了向我眩耀实力,一个电话,就把市委书记叫来了,那个当官的跑得气喘吁吁,进门还连声喊道歉,在那一刻,我相信了县长的话,也明白了: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当然,也有一部份正直官员是不搞买官卖官这一套的,或者“傍”大款的程度没那么深,但由于目前的党风与社会风气,恰恰因为他们是异类,反倒举步维艰。2007年,我在广东省结交了一大批企业老板和官员,那时我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讲话并不避讳我,有许多人大骂朱镕基,原来朱总理到广东视察从不吃请,也不收礼,当然也不给他们办事,这使他们很狼狈,他们说,他自己廉洁奉公,叫我们大家怎么做事?我听了,一脸愕然。

   其次,从大款来说,“傍”上了当官的,就象草木找到了土壤,不仅攒钱有了基础,而且守财有了保护神。第一,大款最怕以前得到的财富流走,碍于中国的一党执政的体制,他们对当官的,特别是对市委一把手,十分看重。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与那些多如牛毛的职能部门打交道,养活工商税务公安等众多“白眼狼”,还不如花大钱搞定党政一把手,让他围着自己转,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个老板与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对我说,现在社会上的人们仇富心理特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不交个大官朋友,出了麻烦怎么办?再说,各个部门都能管到企业,毃榨勒索的“大盖帽”不时出现,所以必须有个靠山才行啊。这番话一语道破了真谛。第二,大款有了钱,并不满足,他们还想继续发展,必须靠钱换权,再用权换更多的钱,一般情况下,他们盯住了房地产开发市场,而批地皮盖大楼则一本万利,但要成功,离不开政府支持暗箱操作,所以,掌握土地资金招商项目的一把手,就和大款连为一体了,他们有的索性入股,有的曲线受贿,但共同的经济利益是无比诱人的。这正是他们勾结起来,搞动迁,扒小房,大肆侵占群众利益,不惜死伤人员,不断激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不过,几乎所有的大款对贪官都留有后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往往在行贿时都留下证据,或录音,或录相,或目击者,一旦贪官出事,立即合盘托出,争取立功受奖。这一点正是贪官难逃,大款易释的原因之一。比如,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贪腐被判重刑,而向他行贿的大连新型集团老板孙某科虽一度拘留,却有惊无险。所以近年来,官场上流行桑那浴行贿成交的惯例:大款与贪官在更衣箱里“验钱”,因为那时人们都是赤条条的,不必担心偷录或私拍,送的真诚,收的坦然。就是这样,中国的贪官和大款互相利用,尔虞我榨,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谁也离不开谁。

   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可能成为党内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整“小贪官”的“大贪官”,用灯泡一样的明亮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些与对立面的官员走得过近的大款;算计大款的小老板呢,则因为妒嫉与攀比,把斗争的灵敏触角,伸向与大款过从甚密的贪官,他们都希望找到行贿受贿的蛛丝马迹,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而共产党多年来鼓励举报告秘的光荣传统,又使贪官的仕途如履薄冰,亦使大款的商海雪上加霜。于是,人们常常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到众多贪官与大款的名字,它们最后一次紧密地联在了一起,不论判多少年,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假如有一方倒台或破产了,另一方绝对不会施以援手,雪中送炭。这是因为他们是赤裸裸的互相利用的金钱关系,就象他们在桑那浴肮脏交易一样。2005年,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有一个过去是局级干部的囚徒对我说,我们当官的最倒霉,一旦坐了牢,一个来看的朋友也没有,连老婆也跑了,因为我以前养了三个情妇,巴结我们的大款和情妇一个样,他们当年看好的都不过是我们手中的权与钱而已。

   2009 10 7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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