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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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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其人(连载一)

来源:多维月刊

最初的印象


   我1982年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官方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而大连辖区金县(后改为金州)则是我经常去采访的地方,那时做为一个党报副刊的记者与编辑,很容易被专业作家与众多的投稿者称为老师,因为假如某个工厂的工人能在报上发稿,出了点名,就有可能由工人转成干部,何况还有稿酬,所以副刊版面成为很多业余作者羡慕与追逐的名利埸。我印象中的金县业余作者不多,有孙惠芬等几个人,但他们创作很刻苦,投稿很积极,所以也热烈欢迎我去金县,当然文艺部的主任张德言也希望我去那里,一是组稿,给一些业余作者开会,讲课,再把修改后的作品带回来发表;二是访问那些地方官员,撰写人物专访,发表在报纸的副刊或农村版上。大约在1984年底,即薄熙来从北京空降大连后不久,我在金县政府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薄熙来,那天我先与县委书记陈某良谈过话,但不过20分钟,记忆中是一位姓袁的办公室主任说,薄书记听说大连日报来了记者,他学过新闻,也愿意与我相识,想马上过来,我对高干子弟向来厌恶,此前有人在报社风传,薄一波的儿子与张庭发的儿子,均同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派到金县镀金,我对这些人有点好奇,但并不看好。做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记者,我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正在躇踌迟疑间,薄熙来已大步穿过走廊,踏进陈的办公室,第一印象是身材颀长,笑容可掬,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但眸子中深藏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他笑得很甜,不断地说都是同行。原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副主任之前,曾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是人民日报副总编翟向东,薄熙来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当一位记者,很愿意与我认识交流,但不知为什么,与陈某良一样,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目光看我时,有一种游移不定的东西,在你眼前闪来晃去,通常这样的人,只会利用人。后来整个金县包括陈某良在内的地方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奉老子薄一波之命,来基层镀金的,他给大家的总的印象很不好,农民喜欢真诚,他太虚伪,农民喜欢实实在在地做人办事,他则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巧言善变,心胸狭小,拉帮结伙,总之,他与农民想的问题距离甚远。但陈某良说,没关系,别理他,最多不过三年,他就会回北京去了。

为什么他要来大连


   看来金县人原本就没有看透他,之所以他从北京到大连挂职锻练,薄一波是深谋远虑的。做为中共的元老,薄一波不仅有过自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金时代,也体味了被政敌差一点整死的屈辱生涯,所以,他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权力,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儿子身居党与政府内的高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象中共官员大都认同的那样,革命事业应该有红色革命接班人。他认为儿子薄熙来是天生当官的料,比他两个兄长薄熙成与薄熙永要合适,在确定了另外两个儿子奔钱而去的同时,他亲自策划了薄熙来奔权而来的前程与方案,道理不讲自明。当薄一波被政敌踩在脚下,关在大牢里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太太胡明自杀身亡,薄熙来兄弟曾流落北京街头,饥寒交迫,忍受欺辱,他不得不堕落成了小流氓与小偷,后因盗窃罪被判刑7年。如果不是华国锋等人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不是胡耀帮果断地平反了薄一波为首的所谓“山西61人叛徒案”,象他这样德性的人,最多出狱后能当一辈子工人,解决温饱问题亦是人生最高理想。不料,邓小平东山再起,1978年恢复高考后,薄熙来不仅走后门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深造,又在次年变换学科,成了中科院的新闻研究生,而且毕业后踏进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上了国家机关的副处级干部,又丢掉了当文人的浅薄梦想,立志下基层锻炼,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颗新星。

   薄熙来自京下放,慨括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原因。80年代初,电视剧《新星》中主人翁李向南的形象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肩负父辈的使命,立志从县长做起,一步一步地终于爬上了北京中南海的权力金字塔,坐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末一把交椅;二是家庭原因,既然薄家父子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生活均以权力为核心,因此升官发财之后,薄熙来无情地抛弃了结发之妻李某并不奇怪,此前李雪峰是他的岳父,当他追随林彪受到牵连倒台后,薄熙来认为谷开来的父亲,在部队身居高位的谷景生,更合适并有助于他本人的仕途。所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与谷开来明来暗往,这一细节已经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证实。显然当时问题相当麻烦,他与前妻有了一个儿子,叫李望知,所以,李某对其陈世美式地抛妻离子不依不挠,于是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子,“望”即“忘”,他心冷地跑到大连去避风,可能更明智一些。
   于是,原大连市委书记崔荣汉便浮现在薄一波的脑际,他们是山西老乡,以前是老朋友。俗话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崔荣汉,崔书记一口答应接受薄熙来,依当时级别,给个县委副书记干干,也无妨。用薄一波的话讲,儿子交给你,你看着办吧!崔荣汉一个令,薄熙来成了大连金县的“李向南”。
   起步很不容易
   刚开始,由于金县机关干部对薄熙来的政治前程并不看好,追随他的人并不多,而阻挡他仕途的人却不少,我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陈某良,一个是唐启舜,还有班耀日,陈与班是平极,前者是金县县委书记,后者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区委书记,他们都紧跟主管区县工作的副市长唐启舜,对薄熙来加以排斥,搞得他很是狼狈,一度还想打退鼓,退回北京呢。我对唐市长比较了解,不仅工作上与其多有接触,而且与其弟弟唐某政亦熟,唐启政在大连印柒厂工会担任主席,主抓工人足球队,而恰恰厂队又十分活跃,我负责体育报道,又是球迷,故与启政很谈得来。据说,唐副市长对薄熙来有意见,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不地道,他说,他两面三刀,讲漂亮话,办埋汰事,讲哥们义气,不讲党性原则,一身公子哥派头,又沾上狱油子恶习。而唐启舜的性格是诚实守信,会团结人,工作肯吃苦,从不拉帮结伙,为人真诚。唐副市长还从不隐瞒自已的观点,他评价薄熙来说,这是一个本质很坏的人,世界观是在大牢里形成的,又饱尝世间的人情冷暖,对人自私冷酷而又势利,又狂热地追逐权力,不惜任何代价,所以没救了。唐启舜预测说,如果有一天他当了大官,薄熙来会把一大批不喜欢他的好人投入监狱,因为他需要权力,一是享乐,二是复仇,他需要用监狱整死反对派。然而,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均认为唐副市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薄熙来的确太张场,长得洒脱,又有文凭,又有靠山,想在金县干一番事业,所以唐启舜大慨是出于嫉妒吧。所以没人在意。
   不过由于唐副市长的位置与影响力,金县以至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都杯葛薄熙来,只有少数几个铁哥们认他,比如孙广田,孙世菊,刘宪茹,王传志,白玉祥,李德和等人,这些人后来都被提拔重用。唐启舜大权在握时,这些人除了是农民,就是村妇,再不就是郁郁不得志的小职员,对唐副市长怀有忐忑不安的恐惧,对薄熙来充满迷离惶惑的希望。我记得1984年大连开发区创办伊始,是于怀江等一大批从市委市政府部门抽调的干部,去艰苦创业的,最初,他们在竹席编成的大棚里办公,科室之间可以骑自行车传递文件。夏天漏雨,东天露风,可见条件之差。但次年有了发展,崔荣汉有意叫薄当头儿,他想不劳而获来摘桃。他知道继深圳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开发区的份量有多重,但薄熙来被任命为副书记,却只上了十天班,不得不光挂个空名,摆了一张办公桌,退守在金县七品芝麻官的位置上。
   唐副市长对机关干部说,你们谁也别搭理他,叫他从大连滚出去!大连开发区属于实实在在干事的人。于是薄熙来的办公桌连清洁工也不去擦,机关干部大都不与他搭腔,他进了办公室,开会也没人叫,一度很沮丧失落,但薄熙来不怕,他在办公桌上摆一本《三国演义》,没事就读,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成竹在胸,他把整过他的人的名字刻在心上,他与三五个小哥们侃大山时说,妈了个比的,等我上去了,我叫他们都死!他把“比”字用京腔拉长,咬了一口金县三十里堡公社党委书记孙广田送的大富士苹果,仿佛咬坏的是唐副市长的心脏,薄熙来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唐大鼻子,以后走着瞧!。。。。。。有一次他又在一个会议场合讲过类似的话,而时常与其顶牛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委书记班耀日说,就你这个德性,要不是北京高干子弟,在大连混,你连个生产队长都当不上,你信不信?薄熙来被这样奚落之后,很是恼怒,但他不敢发做,只当做同僚的玩笑看待。当然,曾任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来当上大连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的班耀日,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差一点做了大牢,因企业经营不善而发生亏损,终于被等待了许久的薄熙来抓住。。。。。。这是后话。所以,做为一个外来户,薄熙来的仕途从金县始步,实属不易。

先去拜见金县黑老大


   薄熙来刚到金州任职不久,先搞民情调查,他背个一架海鸥牌135型照相机,穿一身蓝色趟绒衣服,四处走动,这里看看,那里听听,很快知道了这个小地方,与他过去呆过5年的监狱一样黑暗,不论县委书记陈某良怎么表演,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横行无忌,连公安局也惹不起,比如邹某与范某,邹某从监狱刚放出后不久,身上还背着命案未完,但又带着凶器在金纺一带横逛,他不仅打家劫舍,巧取豪夺,还在开发区办了酒店与练歌房,纠集了一批“两劳”释放人员,四处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声势越来越大。薄熙来在狱中结识过类似这样的人物,所以深知其对自己用处之实。他亲自去拜访他,,并很快成为了铁哥们。另一个姓范的包工头子,成立了所谓的土建队,实际上既无设备,也无技术,更无资金,只靠拳头吓人,揽一点建筑活干干而已,他们软硬兼施,迫使地方官员分利给他,但金县很小,没有多少生意,故惨淡经营,日子难过,薄熙来亦主动登门求见,承诺他们在北京给揽点生意,做为回报,范也叫小哥们给他捧场。立即他们两人臭味相投,成为拜把兄弟,后来薄熙来把他扶植成为大连市最大的建筑企业老板。
   在薄熙来的眼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大监狱,他从秦城监狱里走出时,正近而立之年,他比照自身经历,深感权力的魔法,是非的不定,命运的沉浮,他相信暴力与谎言的作用,胜过一切,而监狱正是国家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高墙电网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能说了算。薄熙来在后来的1988年,任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时,对一个处长叙述说,在监狱中,他年小体弱,饱受狱警与牢头狱霸的欺压侮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被一个黑老大把他的膝盖打坏了,没药治疗,一度骨头都露出来了,烂肉发出腥臭味。。。。。。但另一个与薄熙来有矛盾的处级干部对我说,他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与曼德拉全然不同,既然人家整他那么残忍,他为何有权之后反过来,用同样不人道的办法迫害别人呢?他的人生观在狱中严重地扭曲了!。。。。。。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奇怪,薄熙来是主张以暴力与强权解诀社会问题的共产党的红后代,他在外面与监狱里得到的经验教训都是一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强与弱,强权者就是狱老大,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想先在金县站稳脚跟,以后再慢慢地往上爬,上去了就成了老大,所以眼下,必须与当地吃得开的黑老大结成联盟,才能事半功倍。这是他的明智,亦是国人的悲哀。这也正是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底,大连以邹显为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得已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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