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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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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读北大印红标博士写的《失踪者的足迹》,让我想起赫尔岑这段话。

   《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文革十年,无疑是历史上思想专制极端彻底,思想禁锢极端严酷的十年。然而,有一小批青年,怀着对真理的赤诚追求,冒着被打击迫害的巨大风险,凭着十分稀少的精神资源,进行了极其严肃认真的学习和思考。尽管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成果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他们获得这些思想的那一经验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而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英勇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里提到的思想者们,绝大多数都挨过批斗,坐过监狱,不少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思想历程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

   这里的“失踪者”一词取自上海学者朱学勤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该文发表在1997年的《读书》杂志上。所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指,在当年,有一小批青年(主要是老三届中的一小批人)在认真地思想;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分,却在思考那些知识分子才去思考的宏大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很难找到什么方式得以公开发表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很难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后来,其中很多人放弃了思考。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或抹煞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不要忘了,正因为有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的存在,这一代人才获得了“思考的一代”的美称,尽管在这一代人中间,真正的思考者只占很小很小的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思考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带动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变化,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股思潮的一次集中爆发。当我们考察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以及自由化思潮时,也必须追溯到文革期间的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

   众所周知,在今日中国,文革研究仍属政治敏感领域。感谢印红标博士,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巨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这也要感谢北大的指导老师,他们敢于支持这样的选题并通过作者的博士论文答辩。然而,这样一本好书却无法在大陆问世而只能交给香港出版。一部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书,在它最应该现身的大陆却不得不处于半失踪状态。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

   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来。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空前彻底而严酷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在付出了极其重大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之后,直到今天,竟然都还没能为自己争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做得实在太不高明了。在这里,抱怨专制统治者是没有意义的。就象我早讲过的,屋子漏雨不要去怪老天爷,只能怪自己没把屋顶修好。

   不错,今日中国,官方的言论尺度确实要比“民主墙”时期和“六四”之前都要宽一些,但是来自体制内外要求冲破文网的动力却比当年更薄弱。困难在于,有太多的人满足于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粉碎那张网。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位官方代表团的作家、学者(好在不是全体),在戴晴、贝岭上台发言时居然离场抗议,以示“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然而在他们的发言中又竭力宣称今日中国是如何地言论自由。就是这样的作家、学者,有的还号称“独立”,还写过“自由主义”的论著呢。

   《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共563页,分上下两编。上编: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1966-1968),下编:“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1968-1976),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文革研究者徐友渔和上海大学教授、思想史学者朱学勤都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我和作者有数面之交,包括接受他的采访。我知道作者为这一课题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我很为作者高兴,也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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