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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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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zt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1934年8月27日)

   上月中央党部决定,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隆重的典礼,这所含的意思,是很重大的。本来国人对于孔子,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欲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以为这样才能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马罕默德相敌,以为人有宗教,我也有,人有教主,我也有,这种见解,未免牵强,凡是读过孔子的历史和著述的人,都知道孔子没有一点宗教的色彩,除了经书之外,绝没一些可以牵强附会的地方,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孔于答,“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很显明的。至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两个如字,尤其活灵活现,所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完全是牵强。本来宗教的最大目的是信仰,而其最大作用,是使人类有共同信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则其一切思想行为,都失却意义,正如一只船,没有罗盘针一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其共同的信仰,则其思想行为,不能集中,力量不大,不能生存竞争,正如一盘散沙一样。儒教虽然不是忠教,而于人生则定了信仰,且定了共同的信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至“是谓大同”那一段说话,将伦理政治,种种原则,融合起来,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这是儒教的信仰,这是儒教的共同信仰。自从孔子定了这个理想之后,直至最近四五十年,总理出来,方才把这种理想,努力的期其实现,总理一生,每逢题字,必先是‘天下为公”,其念念不忘于此,而大同学说,实是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国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孔子指示于前,总理宣导于后,总理虽然也和孔子一样,一生辛苦,不能及身见其理想之实现,而中国民族有了这共同信仰,自然有复兴之机会,有宗教,没宗教,另是一个问题。总之,个人有了信仰,便不是白活,一个民族有了共同信仰,便有以自存。至于其二,则恰与其÷相反,其一‘是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为孔子的学说有许多错误,造成了中国民族的罪恶,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为孔子的学说已经陈旧过去,不适于现代,这些议论,不但糊涂而且荒谬,我们试想一想,我们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学术思想,那一样不是导源于孔子的呢?那一样不是孔子传授我们的呢?孔子以前,中国固然已有了文化,已有学术思想,但是没有孔子将他整理出一个系统,则绝不会流传至今,诗、书、易、礼、春秋,包含伦理,政治;以至文学等等;是中国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的桢干,而诗、书、易、礼、春秋,每一个字都是由孔子传授我们的,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导师,加以菲薄,真是忘恩负义之尤。如今乡村人家广每逢宴会,,必先酹酒于地,以祭始为饮食之人,这种报本的心事,如果抛弃,民族的堕落,便不可复救了。孔子将这样伟大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传授我们,自然只望我们发挥光大,与时俱新,所以孔子教人“日新其德”,“准德”,我们不能尽此承先启后的责任;却将现在的残废衰弱,统统归咎于二千余年前的导师,这种思想是何等的荒谬呢?须知道所谓文化和学术思想,是过去现在一切人类智识的总和,每一个人类在空间里占了几天的地位,在时间里占了几十年的寿命,便应该将所有智识贡献出来,归入总和里头,使之继续发达,所以我们努力现在,即在于继续过去,使之不断;启发将来;使之日新不已,诅咒过去荒谬,与诅咒将来,同为不可恕的罪恶;最近几十年来,有些人说儒教所以独尊,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尊崇儒教,默斥百家的缘故,这些思想,是抄袭得来的,不正确的,须知道汉武帝以前,虽然也有诸子百家,不过各成一家之言,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之类,绝没有如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将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整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传之后人,遇着秦火,也烧不绝,口传手抄,依然完整,遇着外寇侵入,虽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中国民族,国虽亡,种不灭,仍得由此复兴,使征服的民众,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我们认识了这—点,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之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智识之父,绝不能与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我们没有教主,而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智识的先导,这不但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无意识。 此次中央党部矫正了以上两种不合理的思想,郑重决议,每年举行先师诞辰纪念日,无论政府机关,以至学校,以至各种团体,一律至诚至敬,同心举行,便是这个意思。先师孔子的伟大,决不是短时间所能申说,尤其不是浅陋的如兄弟所能窥测,兄弟今日所能贡献于各位的,只有一两点感想。兄弟以为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试拿仁字来说,孔子之言仁,与释迦牟尼之言慈悲,耶稣基督之言博爱一样的;是万古不易的原则,一个人如没有仁爱的心,等于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换句话说,如果要有世界,有人类,便要有仁爱的心,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仁的条件及内容呢?那就与时俱进了。举一个例,孔子说“为人君止于仁,”孔子的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其时代则“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所以孔子只说;既为人君便须止于仁,如今呢,国民平等,没有所谓君臣上下,这是说仁字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条件内容,是与时俱进的。 再举个例,孔子没有反对纳妾,没有反对蓄奴婢,只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今呢,纳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恶,善待之亦是罪恶,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这是说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孔子以后,我们不能将仁字发挥尽致,使中国早早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相亲相爱的社会,而却任令一班宋儒由主张尊君而造出土芥人民的学说,正如黄梨洲所谓‘虽以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应诛之”,率性将四万万人当作毛虾鱼子,把来供给一条大鲸鱼吞食,这是何等的不仁,由主张多妻而造出禁锢妇女的学说,甚至看着皇帝把人做太监,甚至看着土大夫家将妇女缠足起来,犹恬然不为怪,这又是何等的不仁,这些均可以证明,如果道德的条件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则道德的意义成为空言,甚至被人利用,成为一种残暴的工具。再拿礼字来说,我们知道,儒教就原则说,最重的是仁,就实施说,最重的是礼,礼也是万古不易的,如果一个人在荒岛上可以无礼,有了两个人以上,便有了交际了,有了交际,便得有了礼了,仁是相人偶,是说仁字是行于人与人之间,有了仁,人与人之间才有所谓互助,礼也是相人偶,行于人与人之间,有了礼,人与人之间才有所谓交际,所以礼是万古不易的。但是礼的内容条件呢?也非与时俱进不可,举一个例,孔子主张拜跪的,这是因为孔子的时代还是席地而坐,所以将拜跪来表示恭敬,是很方便。后来换了桌椅了,地上不铺席了,还要磕头下跪,这是什么意思,自然便改为鞠躬及作揖打拱了,这是说礼是万古不易的,而礼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孔子以后用了桌椅的人,还是保持磕头下跪的习惯,直至民国以后,还要偷偷举行,不如此不能算得意,不如此不够算排场,这是后人的工作,与孔子有什么相干?大概说来,古时的礼,其用意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礼,其用意在制定社会交际之规则,使人人平等,人人互相亲爱。孔子以后,中国儒者专注重于以礼来维持阶级,不注意于以礼来维持社会,所以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而人与人之间之言语举动,较之欧美,•真是有文野之分,举个极普通的例来说,在欧洲都会,譬如两个行人,偶然相碰,他们自然会一面脱下帽子示敬示歉,一面仍旧急急走他的路,中国呢?只怕至少瞪一眼,不然,便骂一声出来了。中国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一口便侮辱人家的母亲,甚至祖宗妹子等等,这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对于礼的条件内容不能时时注意,使之日新其德。从前社会是疏远的,简单的,如今已经渐渐的密接起来,复杂起来了,那么,便应该更新礼的条件内容,使能与此密接复杂的社会情态相应,还是要训练的,这是要当做救亡图存一样的重要工作,因为没有仁爱,不能合群,没有礼也不能合群,则其前途只有亡国,只有灭种,有何救亡图存可说。以上所说,将一个仁字和一个礼字来证明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而孟子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这两句说话,绝不是冲突,绝不是矛盾,而实在是一贯的道理,“孔子圣之时者也’,‘时”是什么时,是现代,是摩登,孔子圣之现代者也,圣之摩登者也,对于无论那一种道德,以至那一种政治经济等等制度,都不应只认其原则,而不计其条件内容,务使条件内容合理化,进步化,使过去现在将来连续起来,做一条线,直直的向上走,向光明走,这样中国民族在现代世界,才站得住,这个道理,已经有先师孔于指示于前了,我们纪念先师孔子诞辰,便须念及中国在现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五辑第一篇 文化(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网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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