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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萨哈罗夫

   
   
   到过旧金山的人,都会从渔人码头看到浓雾之中一点时隐时现的小岛,这个被称为“恶魔岛”的海上监狱,曾经监禁过一个被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称为抵得上5个师兵力的人,这个人就是素有中国核弹子父之称的科学家钱学森。他在中国六十大阅兵后,在98岁的高龄上,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整整伴着新中国一个甲子的人物,其对中共政权的贡献用任何赞誉都不会过。但是他曾经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在大跃进的年代,连续论证亩产超万斤,为那个疯狂的时代,推波助澜,造成饿殍遍野,人相食,三千五百万人在正常年份死于饥饿的人间惨剧,其罪不可没。
   
   1958年中共将政治运动寓于生产运动之中,为了与帝国主义一争高低,15年赶英超美,发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生产运动,工业上全国小高炉遍地开花,砸锅买铁大炼钢铁,农业上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作为知识份子,特别是像钱学森这样有着不可剥夺地位的科学家,本应该劝阻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的荒唐行为,但是钱学森反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助长这场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他并不仅仅像许多知识份子一样,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安全违心地附和,而是主动积极地发表文章,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1958年河南遂平县碴岈山发出小麦亩产3520斤高产卫星后,他在《人民日报》撰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他说亩产3500斤的产量到头了吗?科学告诉我们,把太阳每年射到地上阳光来计算,亩产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倍。接着又在《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鼓吹平均亩产3,9万斤的天文数字。当年革命性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这样被钱学森以科学论证了。当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毛泽东说,你是农村出来的,你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钱学森都论证了亩产万斤,哪里还会有错。毛如此说,并不是他真的相信了钱的论证,而是很好地利用钱学森为他的运动背书。

   
   钱学森其科学主要成就为中共研制核子武器。中国制造原子弹爆正是大饥荒之年,但是中共完全不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动用全国的财力制造原子弹,由于当时的财政上的困难,且仓促上马,制造核弹的工程人员和解放军官兵,都因缺少防护,遭受放射袭击,以及核试区大量的平民遭受核子幅射,一直贻害到下一代。据日本科学家研究指出,中国1996年前的32年中在新疆所进行的核试验,导致19万人因癌症死亡,148万人遭受核幅射的影响。中国核试验所留下的祸害,直到今天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核弹试爆成功是一将名成万骨枯。
   
   从钱学森身上,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与他一样,在专制政权统治下生存的一位科学家,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但是由着科学家的良心,他走着一条与钱学森绝然相反的道路。萨哈罗夫在得知试验基地是由“犯人”修建,这些犯人在一次暴动中被军队全部处决的消息后,引起了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他开始思索核子试验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在得知氢弹试验将导致无数平民死亡时,他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要求暂停试验,他说因为这种试验已变成毫无理由的杀人试验。在试验照常进行后他为此悔恨痛哭。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我的周围进行决裂。”
   
   1964年,也正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年,萨哈罗夫决心公开和他所服务的政权决裂,他不但联合了24名苏联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给苏共领导写信,警告不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另一方面又写了一篇有关建立民主自由多元社会的文章《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份子的自由》,送到《纽约时报》发表,引起国际间的轰动。他为此付出了失去优越生活和自由的代价,不但从核子研究所开除出去,还被克格勃送到高尔基城监禁居住,成为苏联第一号公开的敌人。萨哈罗夫的勇敢行为被苏联另一个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称为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萨哈罗夫居禁6年后,被新上任的戈尔巴乔夫接到了克林姆林宫,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激零涕。他在当选国会议员后,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出批评,他说新思维是要延长共产主义的寿命,而共产主义制度则是应该结束的制度。1979年,苏军进入阿富汗时,在全国几乎一致的爱国主义狂潮中,萨哈罗夫公开出来谴责这是侵略。在萨哈罗夫的眼里,自由的价值高于民族主义,个体的价值大于国家。由着萨哈罗夫作为一个科学家,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坚持自由的价值,不但赢得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尊敬。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人们关注的不是他在核物理领域中的贡献,而是的崇高的自由精神。诺贝尔委员会是这样评价萨哈罗夫的:“不论在俄国还是整个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希望与精神的灯塔。”萨哈罗夫作为一个核科学家而成为“世界的良心”,同样作为核科学家的钱学森,在良心上是无法和萨哈罗夫相比的。一个是在专制社会中的异见人士,自由和良心的巨人。一个是专制社会中,暴政的共同制造者,一个向权力献媚的小丑。
   
   在专制暴政之下,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不能人人都要求有萨哈罗夫这样的崇高,但保持沉默应该是最后的道德底线,为了人身安全即使违心地附和,还情有可原,但是像钱学森这样积极主动地与政权沆瀣一气,则是罪不可饶。六十年代初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那场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已是殷鉴凿凿。刘少奇当年对毛说:饿死怎么多人,人相食,要上书的!在这个历史的书册上,不会没有钱学森的名字。暴政总是和科学家和文人联在一起的,因为暴政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会显得苍白,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文化有“厚物载德”四字,科学并没有好坏之分,科学为厚德者所有,就会造福社会,惠泽于民,否则就会祸害社会,草芥人命。我们从钱学森身上看到,一个科学家,如果失去了道德,失去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一当与暴政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扰乱苍生,当可和魔鬼相媲。
   
   钱学森与中共政权,共同制造了千万无辜生命的死亡,中共政权从来没有给中国民众有过一个交待和忏悔,钱学森对此也同样熟视无睹,至死都没有过一丝的不安和悔过,自始自终与中共政权保持高度的一致,及至毛泽东去世后,与中共依然亦步亦趋,以“工程控制”理论助中共的“人口控制”,赞同“六四”开枪镇压民主运动,他既无良知,也无谓正义,更没有自由的理念,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相望邻国的俄罗斯,相望萨哈罗夫,我们中华民族的萨哈罗夫又在哪里?一个民族只有出现象萨哈罗夫这样的良心时,一个民族才会闪现出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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