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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与张博树博士商榷(之二)

   
   张博士的大作中提出:“究竟如何看毛?如何理解毛掌权的那段历史?”
   这的确是“一个争议颇多、又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对此,文中称:“我以为,毛是个独裁者,这毫无疑问;但他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甚至想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继续革命’的确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我们要把二者做适当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厘清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

   
   尽管“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和毛的“继续革命”确应区分,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波”已宣告了前者的破产,此前十二年的中共三中全会(更准确地说是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已为后者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述两个“革命”都遭到了“实践”的否定,再来仔细区分两者之间的不同,也许还有理论研究之需要,实际上却似乎意义不大了。
   
   我们还是回到对毛的评价这个问题上。诚如张博士所言,“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西方不少学者更认定毛是“理想主义者”。这或者不无道理。但更值得探究的是:毛是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
   
   窃以为,运用“实践”这把尺子来量度,毛是个断章取义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者”;是个刚愎自用气量狭小的“理想主义者”;是个口蜜腹剑出尔反尔的“理想主义者”;是个不择手段人性泯灭的“理想主义者”。一句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借用林彪语)才得一见的混世魔王。
   
   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其实他只读过极其有限的几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不懂英文,更不懂德文;数学成绩差,不懂微积分。《资本论》他从未通读过,即使翻过几页也不可能明白。《反杜林论》充其量囫囵吞枣浏览过,也必定是似懂非懂。他概括称:“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浓缩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是他的全部“理论素养”所在。曾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实践论”、“矛盾论”,“实际上是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庄重:《《毛泽东选集》真相》,《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61页)
   
   斯大林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此语不假,我们不应因人废言。毛以及以之为祖师爷的中共既然“没有革命的理论”,所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只能是挂着“马列”招牌的农民“造反”,与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起义”本质完全一致,纯属“改朝换代”而已。
   
   不同的是,毛打下江山,坐上龙庭之后,异想天开,走火入魔,要当世界革命的棋手,搞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成了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在极端寂寞中呜呼哀哉。其“理想”被证明为彻头彻尾的狂想!
   
   毛自称有“虎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让手下学习刘邦的“豁达大度,从善如流”,不要当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西楚霸王,“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则会落得“别姬”的下场。如此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却是“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人,不照己。
   
   例如,50年代初,胡风上三十万言书对文艺政策建言,完全是行使公民权利,他却钦定之为“反革命集团”,亲自下令将其下狱。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写信给他谈“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意在补救当局的失误,使面临断炊绝境的百姓得以活命。却被横加“反党”罪名,一巴掌打入冷宫。1962年刘少奇揭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实情,他怀恨在心,不惜发动“文革”将其打倒,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凡此种种,足见其本人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最终逃脱“别姬”和“乌江自刎”的结局,算是侥幸。但其丑恶的真面目,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识破。其顽固坚持的“理想”,十足是具有正常思维的普通民众的噩梦!
   
   不可否认,毛舌灿莲花,文才出众,否则也不会在刚过而立之年成为孙中山赏识的青年才俊,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实际主持部务。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及北伐大业,他不无寸功。但此人深受列宁的“共产邪说”蛊惑,煽动阶级仇恨,其所激赏的湖南农民运动实质为“痞子运动”,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形同水火。
   
   至1927年夏苏俄及中共势力坐大,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清党”,毛迅即落草为寇,成为鲁迅所称的“山大王”。在紧握枪杆子的同时,其笔杆子也未尝放下,特别是自抗战起10余年间,在一批难得的干才如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倾力协助下,毛使尽浑身解数,舞文弄墨,摇唇鼓舌,炮制了一批漂亮文章,赢得了文宣的优势。其花言巧语,尤其连篇累牍的“民主”言论,令广大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受其迷惑,误以为真而心向往之。
   
   不过,毛生性乖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令夕改,喜怒无常,登基后尤其变本加厉,往往令手下及臣民莫衷一是。1957年春号召干部群众大鸣大放,帮助中共“整风”,宣称“言者无罪”。曾几何时,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一片赤诚,慷慨陈词,却被毛诬指为“向党猖狂进攻”,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如山大帽,并赶制“劳动教养”的非法条例,加以残酷迫害。至少55万“右派”沉冤莫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全军覆没。神州大地万马齐喑,言路尽塞,从而为其后紧接着的大跃进与大饥荒打开了大门。
   
   如此言而无信,公然“引蛇出洞”,还要以“阳谋”自诩。毛身为罪魁祸首,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堪称世所罕见。
   
   毛天生异禀,有别常人。他以“反潮流”为傲,价值观出人意料,道德感极为另类。据其侍从回忆称:有次在中南海住地看香港古装片,内容是青年书生甲、乙同时爱上某富家小姐,某日小姐失足掉入花园中一口深井。甲舍身下井救人,讲好乙在上面接应。不料甲在井下将小姐托至井口,乙接过小姐后却把井口封住,企图使甲困死井下。后甲侥幸脱险,终与小姐成亲。看完影片,侍从们无不唾弃乙之卑鄙阴险。毛却独持异议,认为乙之利己行为出自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反而是甲太过迂腐,下井前应作好两手准备,提防乙加害于己。此番高论,令侍从们惊诧之余敬佩莫名,自愧不如“主席”之高瞻远瞩,见识超凡。
   
   见微知著。由此可见毛品格之一斑。要言之,《三国演义》曹孟德杀死吕伯奢一家时,所秉持的准则:“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也。换句话说,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仁义道德”,妇人之仁也。“人民救星”焉能如此婆婆妈妈?
   
   对此,毛毫不隐讳。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对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首脑讲话时,他就声称如“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中国死三亿人,世界死一半人也不要紧,一样实现共产主义。各国共党首脑闻之瞠目结舌,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正如其诗句所云:“撒向人间都是怨”,对之理应如送瘟神一样,“纸船明烛照天烧”!不是吗?
   
   (0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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